一定给你报仇！”战土们擦着眼泪，端着刺刀，从老人的身旁冲过去。
败兵无斗志、城上竖降旗。在国民党军驻地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解放军的胜利叫好。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中山路两侧整齐的排列着。驾驶员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我们调用。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待着解放军接管。
解放军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国民党军整团、整营的投降或接收整座仓库。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解放军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再加上国民党军对投降的“仪式”很讲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九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铁西区遇到六连一位班长带着8名战士，这9个人是在部队向纵深发展中掉了队的。他们见一个大院里插上了白旗，院门虚掩着，门前还站着一个军官，就组织起来奔上前去。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立即集合起来。刚好张镇铭赶到这里，他带着9名战士进了大院。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跟前，举手敬礼：“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84名，实有坦克8辆，请验收。坦克营营副王建业。”毕恭毕敬地把一张名片送给张镇铭。张镇铭接过后，扫了一眼，问他营长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开小差了。接着，他又送来了一大包文件，一样一样放在张的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坦克技术的材料……”
张镇铭问：“坦克坏了没有？”
“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代。”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镇铭走到俘虏跟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还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给他们现身说法。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嘁嘁喳喳起来。他们像是忘了自己的俘虏身份，有的低着头在袜头或衣缝里掏着什么，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
这是解放军散发的传单。记得1946年，国民党军用飞机、大炮把大量的传单撒在阵地上，说什么“党国枪好人好，装备好，吃得好”，呼吁中共军队放下武器，投归他们。可是解放军战士只不过笑着拿来卷烟、擦屁股罢了。但解放军的传单却被国民党军官珍藏起来，这不由得使人深思。
张镇铭说：“不错，你们保存得很好。”
“长官过奖！过奖！”营副很高兴。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回家？眷属怎么带？发给多少路费……”
张一一作了解释。营副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二纵六师师教导队队长王秀法说，他那个百把人的教导队竟看押了4000多俘虏。开始并不是这么多，后来滚了“雪球”。好多国民党散兵流落街头，凄凄如丧家之犬，慌慌如漏网之鱼，见着俘虏队伍就自动地站到行列里来了。否则就没饭吃。官饭没了，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恨都恨不过来，那还有粮食给他们吃？吴信泉副司令员批评我们没把俘虏管好，致使一些零散饿急了找老百姓的麻烦，群众有意见。后来在部队里传成歇后语：“辽沈战役的俘虏——越带越多。”
在解放军攻城各部队的猛攻下，沈阳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攻城部队迅速向市区猛插。
原以为在市内要展开一场巷战，事实上却没有遇到能称得上的抵抗。部队一个排一个排的分头去抓俘虏，到后来，干脆不用去抓，他们就纷纷找上门来报名了。
几小时前还是敌人，几小时后，竟然堂堂皇皇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些穿着刺人眼目的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们，一个个提着箱箱笼笼，带着太太，满街乱窜，一遇到我们的战士，就点头哈腰地自我介绍：
“我是XX部团长，部队现在X处，请派人去接收我这个团吧！”
“我那里还有一个营哩。你们谁去带他们呀！”
“嘿嘿，同志！我那个仓库也得去人接管啦！”
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基本没有激烈巷战，国民党部队官兵多数是有组织地集体放下武器，其中有3个师(或相当师一级的战斗部队)、3个团是成建制的投诚。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驻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六团三营在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解放军进入大楼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