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苏军作出让步。
11月20日，东北局将苏方的决定电告中共中央。同日，中共中央复称：“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中共中央指出，苏方的态度是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底下的人是执行命令，要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应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
苏联从东北撤军，也不是空手而回。他们不仅带走了已无价值的末代皇帝，也带走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业设备。苏联出兵东北后，即从国内调遣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随军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拆运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不够，就强迫被苏军俘虏的日本技师一起干。装箱所需的木材也就地采集，东北有的是上好木材，可以大量取用。
苏军进驻东北之初，还只是对粮食和其他原料设施实施有系统地没收。从1945年9月初，开始对工业机器实行有选择地搬迁。1946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破裂。1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凡东北境内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
可是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马上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同时，苏联宣布东北的工业设备都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随后，苏军利用其在东北的驻军加紧进行搬迁，分陆、海两路，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大连，把这些“战利品”昼夜兼程运回苏联。
在为时半年的大搬迁中，苏军运走的设备并非都是“敌产”。例如苏军拆走了宁嫩铁路181公里长的铁轨及随属设施。实际上，这条铁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修完，修筑经费系中国官民筹集，根本就不是苏军所说的“敌产”。
苏军在拆卸机器时，还造成了许多破坏。如在抚顺火力发电厂，由于发动机和锅炉太大，苏军竟将厂房墙壁拆毁后运出。苏军拆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使井下的抽水机无法运转，大水淹了矿井。沈阳飞机制造厂、垣克制造厂、营口制镁厂等大型军工企业，被拆迁得徒留四壁。包括火车机车在内的5万辆各种车辆被苏军由中长铁路运回国内，剩下的大都破旧不堪。
苏军还从东北各银行拿走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自己发行了10亿占领军用票(红军票)，给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损失。
11月21日，苏联驻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市区。
21日夜，中共辽宁工委书记、保卫沈阳行动委员会主任陶铸，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出沈阳。
陶铸当时30多岁，中等身材，粗发浓眉，一口湖南腔，对人热情，平易近人。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他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显得有些苍老。自从到沈阳担任领导工作，他感到任务很重，好像在走钢丝，要特别小心谨慎，搞不好会摔下来的，不死也得重伤。
他下定决心，只许把工作做好，决不能把工作做坏，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在沈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要抓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工人自卫武装；要准备巷战，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暗杀；还要顶住苏军的种种压力。他在沈阳忙来忙去，总感到效果不大。
他同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邓华曾向上级请求离开沈阳，让省委和军区到外地，把全省农村工作搞起来，沈阳市内工作由市委书记孔原负责就行了，上级没有同意。现在，沈阳的工作刚有头绪，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偌大的摊子刚刚铺开，又要卷铺盖撤退。干部思想不通，组织工作复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事情紧迫，没有准备时间。
11月25日，沈阳苏军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内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真是“相煎何太急”！
中共人员从沈阳撤退如同小型的敦刻尔克，难免慌乱。各自抓交通工具，有的单位很晚才接到通知，甚至没有通知到。每个中共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一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有近200名冀中来的干部，分配给辽宁省委安排工作，要省委组织部派员带车到城外马三家子接领。组织部干部肖岗和可慎兴带两辆卡车立即出发，于黄昏前赶到马三家子，把干部组成两个分队，第二天上午由肖岗带一分队乘两辆卡车，先行进城，同时由可慎兴带二分队步行到沈阳西郊的张氏屯，以缩短行程。
待第一分队进城后立即空车返回张氏屯接二分队进城。不料第一分队卡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
卡车赶到省委组织部，楼下的干部招待所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盆、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是中共军队一撤，机关已遭洗劫。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好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经分头撤退，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