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以第12兵团所辖第2、第10、第15及第18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之作战。
当天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命郭汝瑰在23日送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临行之前顾祝同嘱咐再三：“要报告总统，白健生(即白崇禧)只是暂时统一指挥，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将分区负责。”郭汝瑰到达北平的当天，蒋介石就作出了决定：
(一)徐州方面应采取攻势防御，可放弃郑州、开封等城市。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固守商丘，第44军李振清部可由郑州退黄河北岸，准备以后打游击；
(二)华中、徐州两总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三)第2军及第15军可归入第12兵团序列，华中“剿总”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以便使第12兵团进出周家口；
(四)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遵照顾祝同的嘱咐，郭汝瑰还是小心翼翼地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蒋介石说：“不要叫他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为了敷衍白崇禧，蒋介石还是故意作出了个对白崇禧很放心的姿态。
10月24日，何应钦致电白崇禧，告知他蒋介石关于让他统一指挥的决定，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向他下达了作战指示。
10月29日，在国防部的作战会议上，何应钦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但与会者围绕如何守淮各执己见，就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之外，所有陇海线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共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南下，均集中全力找寻“共军”决战。
第二种意见，主张退守淮河南岸，凭险据守。
华东野战军部队经鲁西南地区向徐州挺进
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两种结果面前，蒋介石思前想后，如果退守淮河，以后将不方便向平汉路或向北方面机动，一旦“共军”打通陇海路，向东向西调动兵力，都会很灵便，那样将对“国军”的处境造成不利。他觉得还是采取第一种意见的好，放弃海州(海州守敌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这时还被蒙在鼓里)，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商丘。当天，他又明确地通过电报告诉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临阵不决是为将者的大忌，但蒋介石已顾不得这么许多了。哪里危急，他就先忙哪里，把次要的往后放。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曾主动提出出击鲁西南，与我华东野战军决战的举动，颇得蒋介石的欢心，就在这一方案马上要付诸实施的时候，辽沈战场告急。为了稳定东北的局势，蒋介石紧急把杜聿明调往东北，把徐州战场的一摊子事丢在一边。
辽沈战役发起之初，我华东野战军在濮阳一带整休，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很是欣慰和放心。于是命令徐州各军就地固守，静观事态的发展。
就这样，他一会要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一会要出击鲁西南；一会又要固守徐州；搞得自己手下的将领也摸不着头脑，统帅部更是朝令夕改。
自我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开封后，与华东野战军造成东西夹击徐州之势。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到，我中原野战军有东进徐蚌，协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意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攻势之强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正想把江北主力撤退到江南，但又怕撤退后动摇军心，一直在心里犹豫不决。现在他已经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蒋介石深感徐淮战场危急，于是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即令黄维兵团由豫西唐河地区迅速返回确山、驻马店，尔后轻装东进，限其11月10日赶到阜阳、太和地区，增援徐州战场。
蒋介石企图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淮会战”。蒋介石电示徐州前线将被人民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即黄伯韬)的胸章和照片领：“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字里行间，蒋介石稍稍流露出一丝隐忧。
中央军委从容定大计
中原重镇郑州解放后，中央军委电令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两天后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通过唐河，向徐州东南前进蚌浦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当天下午就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