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榴弹炮连；第三列是担负扫清突破障碍和支援步兵巩固突破口的野炮连和榴弹炮连；第四列是担负压制敌人炮兵和摧毁坚固目标的榴炮及重炮连。如果按照步兵的说法，第一列、第二列的炮兵可称为“尖刀连”；第三列、第四列的炮兵则是突破时的火力骨干。
东西两个主攻方向尤其是津西第一主攻力向集中的火炮，密度之大是空前的。在津西主攻方向上，特司和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地炮123门，按1500米的突破正面计算，几乎达到每米正面上有1门60毫米以上的火炮，每公里正面密度达到82门75毫米以上的火炮。超过了二战时的平均水平。据当年参战的一纵炮团参谋长刘铸回忆，该团27门野榴炮在主攻方向上，仅担任约100米宽的射击地段。由于火炮多，受地形的限制，配置十分拥挤，有的地炮和高炮阵地设置在一起。
与炮兵部队相反，坦克部队则分散使用。每个主攻师配属3辆坦克，伴随突击部队前进，及时消灭敌人的街垒火力点，引导步兵前进。津西第一主攻方向配属中、轻型坦克19辆；津东第二主攻方向配属中、轻型坦克10辆。装甲车16辆由前指掌握，用于战场侦察、指挥及运输，其余14辆配属南面助攻方向，一旦发生败退敌人从南面向塘沽逃跑，便可利用装甲车快速机动的能力和每车8挺机枪、冲锋枪的密集火力阻击、追击逃敌。
工兵团3个营分别用在西营门、民权门、民族门3个主要突破口上，担任敌前架桥、扫雷、开辟通路的任务。二团一营主要担负战役准备阶段的架桥、修路和漕渡火炮、车辆的任务。
苏进说：“炮兵指战员们都懂得，炮兵的火力能否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炮兵的战前准备。”在总攻前的日日夜夜里，炮兵部队一面支援各纵队外围作战扫清障碍，一面紧张地进行各项射击保障准备和与步兵的协同工作。炮兵的战斗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的，要确定炮兵阵地和观察所配置区域，要勘察炮兵进入阵地的主要道路和桥梁，要构筑炮兵阵地和工事，以及确定炮兵射击诸元。天津外围地形开阔低洼，到处是沟渠、坑塘、坟堆，地形条件对炮兵非常不利，几乎找不到可供炮兵利用的遮蔽物和制高点。为此，指战员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因地制宜将火炮阵地选择在坟堆之间、水坑边或土堤旁，利用夜间构筑火炮掩体、弹药室、单人掩体，以及交通壕。战士们在数九寒天穿着单衣挖工事，干得热火朝天。司令员萧华见此情景，当即表扬战士们不怕吃苦的精神。为迷惑敌人，不暴露我炮兵阵地，部队还构筑了一些假炮兵阵地夹杂其间。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要尽量靠前配置，一般选择在距敌600米左右的较高建筑物或地形上，也有的是利用破砖窑或旧地堡。
与此同时，工兵和坦克兵也在物质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工兵为完成敌前架桥和扫雷任务，准备了架设铁轨桥、舟桥、苇子桥的器材以及爆破障碍物的炸药火具，反复演练笨重架桥器材的搬运动作，仔细研究意外情况的处置方法。
大战在即，步兵部队的指战员们对特种兵部队寄予很大希望，而特种兵部队指战员则明确表示：为步兵服务是我们炮兵、装甲兵、工兵的最高职责。
1月13日夜，各路突击部队通过交通壕分头进入攻击出发阵地时，七纵司令员邓华特别指示二十一师突击队将开进路线穿过东局子附近炮四团三营阵地，顺便看一下大炮。特司所属炮四团三营装备的是汽车牵引的日造15“生的”(厘米)榴弹炮，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步兵指战员们看到一门门瞄向天津城的大炮和一箱箱锃亮的炮弹，胜利信心更加坚定。
突击队的勇士们激动地说：
“有这么多大炮，再多的碉堡也砸得烂！”
“咱们的大炮说了话，敌人就没有发言权了！”
步兵们兴奋地议论着，有的还忍不住走近大炮，用手拍拍粗大威武的炮管。
向纵深发展
“炮兵同志，就看你们百发百中轰开天津城了！”
“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护送步兵老大哥的任务！”
这是步兵、炮兵两个亲密战友在总攻前的相互鼓励和保证。
是寄托，也是诺言。
然而，特种兵部队要实现这诺言却并非易事。
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配备了12个团参加天津战役。这12个团人员齐全、装备较好、作战经验也较为丰富，但这些部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大规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而天津战役参战炮兵和坦克比以往任何一次作战都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更是他们所经历的攻坚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作战。因此搞好特种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就成了能否充分发挥特种兵作用顺利实施突破的关键问题。
负责指挥天津战役的刘亚楼参谋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各兵种的协同配合问题。短短几天里，他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并与纵队司令员和师长们深入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及战术协同动作。经过周密调查研究，拟定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