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社、市党部及郭庄大街等地敌人激战，全歼守敌，10时30分结束战斗。
二十三师插至转盘街，遇敌顽抗，经激战，歼敌一部，而后迅速分三路插至北洋大学，歼灭该敌，经中央公园直插陆军医院和津京制药厂，战胜敌人于10时结束战斗。
热河独立四师由民权门进入纵深战斗，进至皮革厂，直插东于庄，会战小于庄，于14时结束战斗。七纵二十一师歼灭英国烟草公司之敌，沿铁路医院向津塘路发展，再经河东二经路向西，在居民大桥与八纵会合。
十九师攻占炼钢厂，解决复兴庄之敌，然后经李公楼、郭庄大街进入意租界，配合一纵三师，解决敌人八十六军军部，全歼守敌。
瓦解敌军显威力
天津战役，既为解放军强有力的军事打击提供了用武之地，又给解放军政治工作提供了实践的舞台。
尤其是在纵深战斗中，解放军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攻势，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现住在北京绒线胡同的一纵政治委员梁必业告诉笔者：“以军事打击配合政治攻势消灭敌人，是部队经常采用的传统方法，我们称之为‘猛打紧喊(话)’的方法。不少单位在战斗中运用这一方法，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纵队一师二团三连进到南开大学东北一栋楼时，一个营的敌人惶恐钻进楼里，企图进行顽抗。三连指战员通过战场喊话、宣传，在军事压力下瓦解敌人，使营长以下400余敌人放下武器。三团二连也用这种方法在战斗中俘敌600多人；六团一连还创造了俘敌1840多人的最高纪录，充分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中的‘瓦解敌军’这一原则的强大威力。”
其实，天津战役中这样的战例还很多，三师俘虏刘云瀚、林伟俦后，即命令他们向没有放下武器的八十六军、六十二军下达投降命令。宣传队长李默林等还到刚解放的天津广播电台播放敦促敌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命令。各团、营、连分头消灭残存敌人、收缴敌人武器时，九团八连班长李长荣在海河以东，只身冲进一个大院，强令800多敌人放下武器，创造了一个人俘虏敌人的最高记录。
1947年5月20日天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图为以北洋大学为首的北路游行队伍
为反抗国民党统治。天津工人罢工斗争此伏彼起。这是当时天津报纸的部分报导十二纵队政委袁升平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了天津战役中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敌人大势已去，惶恐万分。指战员们攻到哪里，政治攻势一发动，敌人就打出了白旗。一○一团仅在原美国兵营战斗中就俘敌3000余名。”
天津人民对解放军的支持，也形成了一股震撼敌人的强大政治力量。
刘亚楼在回忆录中写道：“天津战役不仅在战前准备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人民战争的特色，就是在战斗中，也到处看出人民群众对我军热爱以及高度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战斗开始以后，天津的工人、学生、市民手持早已准备好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标语、旗帜，守候在家门。在解放军突破外围以后，天津市工人和学生就从四面八方各个院落涌出来组织游行示威，自动当向导，和战士们一起搜捕敌人。部队在前面打仗，市民在后面助威。由于抑制不住对敌人的愤恨心情，有的群众赤手空拳就跑在部队前面。就在这种军民协力汇成巨流的冲击下，各处守敌丧魂失魄，纷纷放下武器。这种军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斗志昂扬，压倒敌人的热烈场面，说明党的政治主张已经掌握了最广大的群众，人民群众已经无所畏惧地行动起来向敌人冲击。这是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胜利的表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的《平津战役》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精彩的描述：
炮声远去，枪声稀落，成群的俘虏被指战员押下战场。师长刘贤权和政委方国南、副师长曹灿章到小白楼看战士们俘虏的两个敌中将，七团五连带路的小战士天真地说：“我以为司令官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其实是一对熊包。我们冲下地下室，把冲锋枪一端，大喊一声交枪不杀，他们就乖乖地举起手来，一个个像发疟疾一样抖得可厉害了。”
进了地下室，小战士用手一指：“他就是刘云瀚。”刘云瀚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地鞠了个躬。刘贤权师长问：“此时有什么感想？”刘云瀚垂着头说：“你们来得太快，打得太妙了，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师长问林伟俦：“你是六十二军军长，为什么在八十六军军部？”林伟俦回答：“昨天晚上到警备司令部开会，会还没开完，海河就过不去了，这是天意，真没想到……”
据军史记载：林伟俦在天刚亮时虽然当了俘虏，但他的一五一师还在负隅顽抗。
一五一师是天津守敌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据守子牙河至北运河与海河相交地带。因陈长捷以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天津北面，于战役发起前将该师调到城北。酒精厂战斗结束后，二纵命令四师十二团投入歼灭一五一师战斗。为保证全歼守敌，刘震司令员还命令罗华生师长率领独立七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