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个人都不讲话，只是用目光交换着意见，同时也用目光拼击。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默默地去找陈长捷。
陈长捷仿佛早就等待着这封信了，他几乎是双手接了过去。城防司令很贪婪，他先是很快地粗粗地把信溜了一遍，然后才从头至尾地细读。
陈长捷读罢信，用目光扫了自己手下的两位军长。林伟俦、刘云瀚的目光落在别处，似乎躲着陈长捷。唯有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静静地望着城防司令，全然是一副听候吩咐的样子。
陈长捷走到他面前，说：
“让建时来一趟！”
秋宗鼎立即给天津市长杜建时拨通了电话。
杜建时匆匆忙忙赶到。他进屋后，一一打量着先自己一步来的人。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秋宗鼎全都站着。他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落了一层霜，只是陈司令脸上的霜似乎比别人更厚几分。
“给，你也看看这封信。”
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了过去。杜建时很快地看完了信。他不好说什么，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也明白陈司令找他来，是要他圆圆场，助助兴。
五个人一齐沉默。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云积在他们心头的忧郁是很深很重的。
沉默。
在浑浑的沉默中，一切都在变化、在运动。就连这屋里的五个人的心，在这沉默中也没有死去。他们是在忧虑，还是在绝望？
林伟俦的聪明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有个送信人还在等待着。在其他人不知所向的时候，他终于最先敲碎了这窒息人的沉默，提醒陈长捷说：
“司令，赶快定一下究竟要不要给共军复信，他们派来的通信员还在等着呢！”
陈长捷抬起眼皮，并没有看林伟俦，好像在有意冷淡这位军长的提醒。他一一扫视着其他几个人，然后慢慢地说：
“复信。给他们写封信。礼尚往来嘛！”
他并没有说明要谁去复信，只是不换眼地望着秋宗鼎。秋宗鼎心领神会，司令是让他执笔，于是，他很快找来了笔墨纸张。
陈长捷口述一句，秋宗鼎记下一句。出言必录，吐字必记，一封信很快就写成了。
秋宗鼎又一字一句给陈长捷读了一遍：
林彪、罗荣桓二将军：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信写得简单明了，没有做一个字的修改，陈长捷就签了名。林伟俦、刘云瀚也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伟俦回到自己的军部，通信员还在等侯着。他把信交给通信员，说：
“请你把它交林、罗将军，我们要说的话全在上面。”
其实，陈长捷是嘴头硬、心里软。他能把林、罗二将军的信不放在心上吗？
当夜，他一直考虑着那封回信，是不是有些措词不当？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的后果？
不出三日，陈长捷就违背了他回信上的内容，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商谈。
1949年1月9日，在解放军的驻地大南河，刘亚楼接见了出城的代表毕鸣岐等四人，对他们说：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并对首要分子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四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要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
这位一向和蔼可亲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此刻脸上不见一丝笑容。
四位代表回城去了。他们的心情像他们的脚步一样沉重。
次日，他们第二次出城，要求宽延限期。
解放军以大局为重，准其推迟到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
第三日，四位代表第三次出城，言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是，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时局，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并两次告诉他们：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为了表示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当日通知来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的傅作义的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敌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
四位代表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城了。
正在这时候，傅作义却通知陈长捷：
“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这句凭空拣来的话，竟然奏了效，仿佛给陈长捷壮了胆，打了气，他发疯一般对他的部属们吼叫：
“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紧守三四个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还发布战时军律，强迫部下卖命。
12日20时，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天津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