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不义，国人将骂我们是‘历史的罪人’，我们的后代将责备我们贪生怕死。而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况且我们的家眷又多在上海，岂能抛妻弃孥不回去？我认为凭我们的实力是能够冲杀下去的。”桂宗炎的话句句抓住要害。当时，正统观念，家庭观念在与会人的心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大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大部分舰艇凭他们的火力和机动性能确是能够闯过重重关口冲下去。因此会场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江犀”舰长张家宝思路敏捷，很快地反驳说：“不错，我们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但我们已为他们拼死拚活地卖过命，而现在是国民党负了我们，他们丢下我们逃跑了。国民党之所以有今日，乃是其自作自受。他们发动内战，打了这么多年，弄得国困民穷。我们不应当为他们再打下去了。这些舰艇虽然破烂不堪，但毕竟是民脂民膏，我们要把它交还给人民。我们应当为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四万万中国人寻个出路！”
“永绥”舰长邵仑，趁热打铁，大声说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现在共产党是人心所向，投向人民是大势所趋。我们寻找的出路只有这一条，逃到台湾去只是死路一条。”
邵仑的话音刚落，“太原”舰长陈务笃就慷慨陈词，滔滔地说：“国民党老爷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花天酒地，无恶不作，置国家的存亡于不顾，使千百万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党’我们应该对它‘忠’吗？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弄得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而那些达官显贵却在‘洋大人’的卵翼下贪污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国’我们应当对它‘爱’吗？挑起内战的是他们，祸国殃民的是他们，所谓‘不仁不义’正是他们……。至于‘历史罪人’的问题，海军史上，调转炮口的事，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北洋海军的‘海圻’、‘海琛’等舰在武昌革命时曾调转炮口，叛变了清廷，并没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俄国海军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举行起义，炮轰冬宫，宣告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名标史册，万古流芳，又有谁会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还有，交军舰是不是当俘虏的问题。根据中共毛主席、朱总司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可以和傅作义一样，和解放军局部言和，接受改编。愿意干海军，改编后继续干。共产党得了天下，总要建设海军，建设海军需要人才，他们不会抛弃我们。不想干海军，交了军舰去干商船。反正我们有技术，会开船，干商船一样可以为国效劳。”
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把反对派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但桂宗炎和“永绩”舰长陈清生、“武陵”舰长刘征又提出新的论点。他们说：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苏联一定打不过美国。共产党投靠苏联，我们投靠共产党没有出路；另外，苏联海军比不上美国，中国要建设海军只能靠美国。在座的舰长、队长中，崇美、恐美思想根深蒂固的人较多，因此他们的话影响较大，有的觉得有远见、有道理。虽然有人发言进行驳斥，但都没有力量。林遵看到情况不妙，急忙宣布暂时休会。
林遵利用休息时间，同邵仑、吴建安、张家宝交换意见，决定分头对反对起义的舰长们做工作。并叫郭秉衡试探一下“永嘉”舰长陈庆堑的态度。林遵对刘宜敏说：“别的舰都好走，只是你们‘兴安’舰目标大，速度又慢，我看还是留下好。”说也奇怪，那些反对派大都一反常态，表示支持起义。刘宜敏表示：“听司令的话，司令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陈庆、陈清生和刘征也都表示，听从司令的意见。只有桂宗炎不肯表态。从事态发展的情况来看，可能他们已暗地里碰过头，作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决定，暂时缓冲一下，徐图后举。后来有材料反映，会后有几位舰长确曾到另一“永”字号舰上开过小会。
继续开会时，主张下去的人气焰没有那么嚣张了。但有几个舰长提出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具体问题，如“投降共产党，当俘虏没有自由”，“家眷在上海不能抛下妻孥不顾”，等等。有的还异想天开地建议把军舰开到别国港口去自谋生路。
林遵听了，语重心长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那有家？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救国，个人的事情不能想得过多。”
至此，林遵基本上已稳住了会场内的气氛，但是会场外却渐渐地动荡起来。原来，开会时间长了，“永修”、“永定”、“兴安”等舰的一些军官纷纷上“永嘉”来接舰长。戴熙愉知道这些人多数是原来“八舰”的士兵，是回国后受桂永清提拔重用的青年军官。显然，他们是怕舰长被扣压而来“保驾”的。戴十分警觉地会内会外来回应付和安抚这些人。他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谨慎地以参谋的身份参加会议，本不打算发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时机已基本成熟，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可能会节外生枝，出现反复。尤其值得担心的是，要是那些军官冲进会场参加辩论，起义的大计势必功亏一篑。
“我们留下来不走，保存住舰队，就象傅作义将军接受改编，保存北平城一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