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决定：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率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后勤部第2分部及2个工兵营共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3月20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牵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为此，先遣兵团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3月17日和19日，中央军委分别电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国共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第二、第三野战军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之作战，“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民党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那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3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4月10日1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4月10日13时，总前委复电指出：每年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各种不利条件，主张按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和谈判进展情况，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星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并指出，这样做，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4月11日12时，总前委复电表示坚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在22日开始渡江作战。同时建议：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两三天更好。
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签署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5、16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后，请立即准备好，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