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上海召开了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谈，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
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要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22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谈了对和谈的态度。
27日，颜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再次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蛇、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团成员。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并非真的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蒋介石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以借此机会取得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征集新兵，编组第二线兵团，伺机反扑。
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是因为考虑到下面3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引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神圣”的宪法不受侵犯，“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蒋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等10余人会商，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50万军队。并决定由蒋介石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
3月初，张治中、吴忠信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
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战需在和谈开始前实现；国体不容变更；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等5条和谈的基本原则。4月2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谈判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他上台后要急待处理的要务是，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李宗仁还对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谈话时也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白崇禧也多次对黄启汉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汉招待国民党政府立法、监察委员和地方绅士时说：“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仍应各守岗位，各尽其责，提高警觉，不稍懈怠”。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总之，蒋介石、李宗仁所发动的“和平”攻势，都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希望在划江而治后，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伺机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扑，在全中国恢复其反动统治。而李宗仁等人则希冀于在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