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万亿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工业150家工厂到1949年2月已停业者达60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1949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减产4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3)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年11月14日，厦门9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庆市1000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年2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4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