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商议对策。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在川沙被我俘获。现在的军长就是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罗政委一边介绍敌情，一边将望远镜递给老田。老田接过望远镜朝对岸造币厂大楼看去，大楼上那满布弹痕的沙包，敌兵一悠一晃的钢盔，以及从敌机枪眼里喷出的淡淡的火舌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思考着，没有讲话。看了好一会，才放下望远镜说：
“五十一军……我们打过交道。”
“晤？”罗政委很感兴趣。
原来，老田是我们党上海局“对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他以印刷所老板的身份为掩护，结识了不少卸甲经商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老军人。这些军人大都忠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在他们联络下，一九四八年底，我党就对当时驻扎在杭州的五十一军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十一军被调至江阴、扬中江防。因一个当副军长的军统特务严密控制，策反未能得手。待工作有了进展，该军又被调回上海。上海交通发达，敌军麇集，加上白色恐怖严重，一直未遇到适当时机……
“那么刘昌义呢？”罗政委听了以后，又急切地问。
“我们知道他。”老田就象在他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什么似的想了一下。“他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生，曾在东北军干过，又在西北军当过军长。‘双十二’事变后，西北军被迫改编为‘国军’。因为他不是蒋介石嫡系，始终不受重用，经常受嫡系排斥、欺侮。只是眼看京沪杭不保，才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成了汤恩伯的替死鬼！”，老田笑了。罗政委听了，在房间里一面踱着步，一面思考着。突然，他停步问道：
“刘昌义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刘昌义熟识的关系？”
“有！我马上打电话请他来。”说着，老田就拿起了电话。打完电话，他们又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初步拟订了一个敦促刘昌义起义的计划，然后，用电话向聂风智军长作了汇报。聂军长听后很赞成，作了一些指示，最后热情地说：“希望你们成功！”
这短短的六个字，使老田感到温暖，又感到责任重大。他决心尽一切努力瓦解敌军，为保全上海作出贡献。
不一会，老田打电话请来的那人到了。他叫王仲民，原是东北军一个军官，抗战的时候跟刘昌义共过事，后来做过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部员。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加上过去抗战稍微积极了点，便被蒋介石以“精简”的名义复员了。在那种社会里，复员等于开除，王仲民差点无衣无食。多亏他在上海海关当税务司的同乡介绍，才在海关关警中当了个队长。凡此种种，当然使他不满。一年多以前，他在寓居上海的东北军、西北军老军人中，是个有名的“牢骚满腹”的人。那时，经张学良将军的高参宁武先生介绍，他又与老田相识，为我党做了不少联络工作。他也知道，老田找他一定有急事，所以一见面就问：
“找我有事？”
“对，请坐。”老田待他坐下，慢慢说道。“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不用多说。五十一军就在对面，我们请你到刘昌义那里去一次，做做工作。希望他以上海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放下武器。行吗？”
“我……”听老田交待完任务，王仲民吞吞吐吐。
“你怕？”
“我……我担心封锁线过不去。”
老田笑了笑：“我们停止射击。那边，你可以设法用电话联系一下。”
“让我想想……”此时王仲民心乱如麻。为解放军当信使、做好事，他是愿意的。但一想到那横飞的子弹，万一被打死，老婆、孩子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又失去了勇气。
老田深知他的为人，并不去打扰他。王仲民走出门去，一边踱步，一边紧张地思考：自己半生坎坷，一事无成。在国民党军队里，除了受欺就是受气。现在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机会到了，怎么又胆小起来了呢？……
半个小时以后，他折回来，口气坚决地说：“老田，决定了！我去。”
“再考虑考虑吧！”老田慎重地说。
“不！考虑好了。我只有妻子孩儿两个亲属，如果我完了，请你们适当照顾，别无要求。”王仲民说着就要走，老田一把拉住他，笑着说：
“瞧你，你怎么去？去说什么？怎么联系？不研究好，怎么去？”说得王仲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老田将罗政委请来，为王仲民作了介绍。然后，跟罗政委一起，对他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完毕，罗政委命令我军停止射击，并派两个参谋将王仲民先生送至桥口。
这时，踞于桥北大楼的敌人，见我军停止射击，摸不透什么意思，渐渐地也放松了射击。但出于神经脆弱，不一会又拚命射击起来。在这枪紧弹密的情况下，要想过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王仲民一再高叫“不要开枪”，敌人听不见，还是照旧将子弹一个劲儿地往桥面倾泻。怎么办？王仲民急出一身汗。忽地，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家文具店，就叫开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