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能否追击，这也是大家最为担心的问题。
鞠庆珍对此倒蛮有把握，他分析认为，元宵节是民间传统的一个重要节日，各敌舰舰长一般这晚上都要下舰，回家与家人团聚，军官中也有一部分下陆地去处理各自私事，士兵也有请假溜号的。一旦有了作战任务，群龙无首，这仗是没法打的，等把舰长和有关人员召集回来，然后再备航，最快也得需要四至五个钟头，这就给我们赢得了宝贵时间。而国民党舰艇最快的速度，如“太平”号、“太康”号为20节，还有几艘“安”字号，最快十八九节，“黄安”舰是16.5节，青岛离连云港九十多。我们从前海起锚，跑出四五个钟头后，敌人才前来追赶，等追兵追出二三个钟头后，连我们的影子都没看到，我们就早到达解放区了，那他们就只好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自认倒霉了。
分析完了海军，又分析空军，
国民党指挥系统不统一，这正好是起义可钻的一个空子。国民党空军其指挥权归绥靖区，飞机起飞要通过南京空军总部，海军无权调动指挥空军飞机。要打通这些关系，恐怕没有二三个钟头是不行的；再说国民党空军，平时炸的都是些地面固定目标，对袭击海上目标没有经验，况且，我们采取的是夜间行动，茫茫大海水天一色，目标不易发现，所以，对此不必担心。
鞠庆珍的一席话，打消了众人心头的疑虑，坚定了大家对起义必胜的信心。
还有一个如何对付美国军舰干涉的问题。
当时，停泊在青岛前海的美国军舰有二十多艘，而分驻山东大学院内(大学路)和太平角四路等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从1月份，就陆续移驻到了舰上，这说明山姆大叔也做好逃跑的准备了。
鞠庆珍以他以往的经验告诉众人说：“我在‘海澄’号炮艇时，出入港口不知多少次，美国军舰从来不加干涉，最多问一问情况。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给他们个信号，答复一下我们是奉命巡航就行了，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走内航道，美国军舰不可能替国民党追我们。退一步讲，如果国民党要求美舰出面干涉此事，不仅手续繁杂，而且涉及国际外交问题，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美国佬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对吧？”
一席话，把大家都给说笑了。
大家又研究了控制舰上某些人员的问题。
为保证“黄安”舰安全驶出港口，决定宣布起义时，先将副舰长刘振东和电讯官宁德辉关押起来，这是为确保起义成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封闭电报房，切断对外联系。要密切注视几个可能破坏起义的人的动态，起义时，除可靠人以外，一律控制在住舱内，封锁住舱口，不得随便出来。对不服从命令者，执行战时纪律。
当研究到掌握轮机问题时，情况有点特殊。因为舰上的航海和枪炮部门都已控制在起义骨干的手中，但轮机部门缺轮机长指挥。这次会议上决定了于起义之日，由王子良突击争取轮机长刘彦纯。提前争取怕暴露行动计划，对起义造成损失。
会议同意了让潘素娟协助王子良一同做争取刘彦纯的工作。
会议指定刘增厚与胶东军区的张庆颐取得联系，把“黄安”舰到达解放区港口的联络信号转告有关港口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家属的安置也做了具体安排。为了避免敌人的迫害，决定以元宵节联欢晚会的名义，把起义骨干的家属接到舰上，这样既光明正大，也顺理成章，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家属随舰起义，既增加了起义的力量，又可一同安全抵达解放区。
一切按照计划在进行。
次日凌晨，天空渐渐露出了微明。
王子良有要紧事，起了个大早，他仍在为昨晚的会议所激动着。起义举行在即，他明白，越在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况且，他的任务还要争取轮机长刘彦纯，而这一着险棋又只能赢不能输，他在思考着对策。
早饭后，王子良、刘增厚离舰，倒也没有人怀疑他们离舰的意图。
两人分别向各自的所属领导陈坤全、张庆颐做了“黄安”舰起义准备的详细汇报。
陈坤全听取汇报后，立即报告了中共青岛市委，市委则通过胶东区委统战部的电台，向华东局城工部报告了起义准备情况。
张庆颐立即通过秘站上报胶东军区，军区随即通知了沿海各港口驻军给予接应。
万事俱备，起义在即。
本来，王子良下舰后曾要求陈坤全同志上舰指挥起义，对此，中共青岛市委早有指示，认为陌生人上舰容易暴露，对工作不利；另外，非本舰人员对舰上情况不熟悉，也容易出现失误。为避免种种不利因素，起义时应由舰上同志自行掌握，一定要成功。陈坤全向王子良转达了市委这一决定，并嘱咐他在行动中应注意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反动分子的策略，鼓励他要沉着镇定临危不惧。
王子良对组织的信任，更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也对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