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环境中坚持战斗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怀疑他是共产党，但又拿不出证据来。试想，在这样的处境下从事地下工作，是何等的艰难。
刘增厚是属人民解放军胶东军区联络部派出的地下工作人员，他是1947年由其胞兄、中共牟平县委联络科地下工作人员刘培厚发展的。后来，牟平县联络科为便于工作，将刘增厚的关系转到胶东军区，军区联络部即派干部张庆颐进入青岛，与刘增厚建立了联系。按照张庆颐的指示，刘增厚于1948年春托人举荐，于是年10月打入国民党海军“泰安”舰，随后又调上“黄安”舰，任少尉枪炮官。
孙露山(又名孙启仁)，则是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联络科于1947年3月派入青岛的，由同乡鞠庆珍保荐到“黄安”舰任上士枪炮班长。当时，鞠庆珍并不知道孙露山是自己同志，而仅把他当作争取对象。
我党我军的四位地下工作者，于1948年10月前陆续登上“黄安”舰。因为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都是单线联系，起初，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各自秘密地工作着，由于不能公开身份，有的还把对方当作争取对象。
转眼已到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北岸，青岛已成孤岛一座。虽然青岛的国民党军自恃有海军优势和美军庇护，扬言固守，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已不得不做好了撤逃的准备。青岛的许多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已开始悄悄地把眷属送往国外或台湾，与南京政府军政大员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更何况物价在天天直线上升，人们对未来寄予什么希冀呢？实难预卜。
谁还不在为自己的后路做打算呢？
中共青岛市委、胶东区委统战部和胶东军区联络部审时度势，为加强对组织“黄安”舰起义的领导，指示所属敌工人员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旦具备起义条件，就把军舰开出去。直到这时，四位地下工作人员彼此间才自动沟通了情况，互相明确了各自的身份，凝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一条国民党的军舰上有这么多的地下党员，保密工作又做得这样好，这在我党的地下工作史上也是少见的。
应该说，“黄安”舰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
几名敌工人员在沟通前，各自已把工作做在了头里。
鞠庆珍刚上“黄安”舰时，即通过舰长刘广超将自己的知心朋友张杰从“海澄”号调上“黄安”舰，任航海班长；又于年底，借舰上需要充实技术力量之机，从青岛海军造船厂调来几名思想进步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周文竹、迟德贤、张金诺、王书恩等，都被安排在电工、轮机等要害部门。一旦起义需要，鞠庆珍一声令下，这些部门即刻会被我方掌握。
与此同时，鞠庆珍曾冒着极大风险，试图策反该舰中校舰长刘广超。刘广超这个人在国民党海军中有一定的影响，亲朋中不乏有权势的上层人物，如能将他策反成功，影响将是极大的。但刘广超受国民党教育深，又是既得利益者，想要他放弃一切倒向人民阵营，面临的不仅仅是危险和困难，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适当的时机。
鞠庆珍利用与刘广超之间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决定先试探他一次。一天，碰巧赶上刘广超找鞠庆珍有事，谈完事后，鞠庆珍佯作忧虑地说：“江北陆地几乎全被人家共产党占了，听说近来共产党要封锁小港。一旦我们被封锁成了瓮中之鳖，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过去算了。”
刘广超听了把三角眼一瞪，脸一下于也拉长了，板着面孔对鞠庆珍说：“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你哥哥才掉了脑袋几天，你还敢说这种话。要不看平日里我俩的交情，我真送你进军法处，你不想要命不要紧，我他妈的还想多活几天呢。再说，效命疆场是军人的天职，作为党国军人，随时都应该准备为党国效忠，你难道连这点都不懂吗？”
鞠庆珍一看这阵势，意识到事情不妙，只好强装笑脸辩称说，他只是有口无心地随便一说，将真正意图搪塞了过去。鉴于刘广超的态度强硬思想反动，鞠庆珍才放弃了策反他的打算。
王子良为争取轮机长刘彦纯也在积极工作着，为增进友情，他还将自己三弟的妻妹潘素娟介绍给刘彦纯作未婚妻，利用这一层关系来分化国民党官兵，为策反起义去打通一道道关节。
为应付突发事变，起义实施前首先要解决枪支问题。可在“黄安”舰上的所有起义骨干中，只有王子良和刘增厚两人各藏有一支手枪，其他人都还没有自卫的武器，行动时必备的武器明显不足。
时值1949年1月的下旬了，“黄安”舰修理工程已接近尾声，起义必备的武器来源仍无着落，没有武器，势必影响起义的成功，几名敌下工作人员都焦急万分。
1949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崂山的群峰仍被严寒捆缚着，大地依然一片冰封，寒流迟迟不肯退去。
港口，国民党哨兵在寒风中颤抖着。
一天深夜，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后勤部门将三百吨军用物资运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