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兰州：解放战争档案

    兰州城里有个地方叫“三爱堂”。

    “三爱堂”这名字，还是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将军给命名的。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营就设在这里，后来“西北行营”改名为西北长官公署。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部，解放战争初期改为西北行营，因为张治中不愿将它改称西北“剿总”，直到1948年才定名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

    西北长官公署，掌管着国民党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的军政大权。

    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发了一纸命令，以“青海王”马步芳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

    从此，“三爱堂”里就热闹了起来。

    5月23日，“青海王”马步芳春风得意、兴高采烈地从他经营了数十年的青海西宁老窝里爬出来，钻进兰州的“三爱堂”，坐上了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当时，在马步芳名字的前头，虽然还加了个“代”字，但从此人的作派上看，他早就把那个“代”字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宣布退到幕后，把李宗仁推到前台，后来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到北平谈判不归，代表中央系的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因张去后势单力薄而不安于位，他自己也无暇西顾，就酝酿了将西北大权交给马步芳或马鸿逵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30多万军队中，胡宗南的人马不算少，但经过几年的征战，损失惨重，一蹶不振，跳窜到陕南和陇南一带的穷山恶水之间，已经没有了什么战斗力。而“马家军”的骑兵部队，则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不仅训练有素，而且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打击，可谓兵强马壮，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危难之秋。

    青、宁“二马”就成了支撑西北残局的理想人选。原先蒋介石想把西北长官的职位交给马鸿逵，而李宗仁代总统，想在兰州设立“剿总”，请与世无争的中间人物马鸿宾出来主持。以达到在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起缓冲的作用。但马鸿宾没有实力，恐怕“二马”谁也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几经考虑，白崇禧认为，马步芳是个“野马”，比较容易利用，若让他当长官，还可以出来拼一阵；马鸿逵是个“滑马”，有些靠不住，可先让他给马步芳当副手。

    所以，西北长官之缺，国民党反动派上层就基本上内定为马步芳了。

    西北“二马”家族的几代人都有独霸西北的野心，垂涎甘肃地盘已非一日，这次天赐良机，马步芳和马鸿逵谁也不愿轻意放过。于是，他们就各怀叵测，先后离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宁和银川，风风火火地窜到兰州，开始了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紧张角逐。

    马鸿逵窜到兰州后，一面极力拉拢地方绅士，一面就借机把郭寄峤大肆攻击了一番，说他治甘无方，横征暴敛，把甘肃搞得一塌糊涂。

    马鸿逵的这番游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在当时兰州的一些上层汉族人士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因为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军阀，他们的部队从将领到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回族人，如果把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们，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历史上因回、汉民族纠纷所发生的无数次流血冲突。在这些汉族的上层人士看来。这“二马”一旦掌握了统治西北的军政大权，历史悲剧必将重演。这是他们所绝对不愿看到的。

    就在这时，在北平主持国共两党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将军，抽空来了一趟兰州。

    张治中在“三爱堂”里召开了一次国民党甘肃省军政官员及地方绅士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治中将军告诉大家两个消息：一是他将不再返回西北；二是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把西北军政大权交给“二马”。这后一条消息，虽说人们已有耳闻，但从张治中的口中说出来，仍如同一记闷棍，把甘肃省的军政官员及地方绅士打得晕头转向，懵懵懂懂，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马鸿逵一听，却认为他真的时来运转，有了盼头，便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之情，又加紧活动起来。他在一次演讲中，把矛头直指郭寄峤，说什么“皮袄热了自己脱，不要等人家来脱嘛！”又含沙射影把郭寄峤等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然而，马鸿逵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讲话，在会场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仅使郭寄峤等人挺身而出，极力反驳，为自己辩护；甘肃的地方绅士也公开表示了对马鸿逵出任西北长官之职或到甘肃主政持不欢迎的态度。与马鸿逵灼灼逼人的表演不同，马步芳却是在不动声色中，单刀直入来了个实际动作。他派亲信、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携重金和珍宝到广州，直接向代总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活动，摸清了国民党当局已内定他为长官的底牌。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兰州。

    马鸿逵见自己的活动毫无效果，在听到从广州传来的这些消息后，一时也感到自己的实力没有马步芳大，便随风转舵，顺水推舟，在表面上实行了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