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力也大大削弱，但仍有17个军41个师，20余万人马。青、宁“二马”所拥有的9个军33个师(旅)，约18万人马，则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有利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讲到这里，不久前胡、马联合反扑咸阳的战争阴云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久久难以平静。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接着说：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虽然长期以来就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很难联到一起，但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大西北这块地盘，也还是极力想把这些家伙尽量拉到一起。为此目的，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就以‘青海王’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的主席，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集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马步芳这个家伙受宠若惊，利令智昏，野心也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不久前竟伙同马鸿逵组织了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统一指挥，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敌人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梁。我军严阵以待，在适当诱敌深入之后，予以坚决的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的安全集结……”
听到这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低声交谈了几句后，便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紧张而严峻的脸上，静听他继续讲下去。
彭德怀用一只大手按住桌角，另一只手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望了一眼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用一种兴奋和激动的口气说：
“华北两兵团来到西北后，我们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就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41万人。这个数字与胡、马三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当。然而，我军的这些兵力可以集中使用，可以从容裕如地分散和集中，敌人的兵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能够集中于我军当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部的7万余人，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共计15万人。因此，西北战场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然后又迅速把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讲桌上。
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西北军区的贺龙司令员，手握大烟斗，笑眯眯地津津有味的抽着烟。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等人，都连连点头。表示了对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的完全赞同。
彭德怀停了一阵，擦了一下满头的汗，伸手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继续说：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联合反扑咸阳、西安失败后，胡宗南集团理应退出关中，退守秦岭，避免被我聚歼；青、宁‘二马’也应退回平凉。现在，胡、马却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一个‘口袋阵’：青、宁‘二马’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在彬县、永寿以东；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驻永寿、麟游以北地区；胡宗南集团的主力集结于武功以西渭河两岸地区守备。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他们做出这样的部署，是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只有联合，才能苟延残喘。他们这种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又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的态势，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接着，彭德怀又以提问的口气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首先从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就成为西北战场实施战略决战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关于这个“关键性”问题，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做过多种方案，也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才果断地下了最后的决心。此刻，他打了个手势，接着说：
“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案也要变。起初我们决定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大家清楚，胡宗南部遭我多次打击后，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则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斗争是歼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的问题。”
他望着大家，稍微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要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彭德怀讲到这里，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