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七战区第四挺进队上尉参谋，抗战结束后任番禺县警察第一大队长，由于对国民党卖国政策和腐败统治不满，与民革取得联系，在李济琛先生的策动下，于1947年7月率领该大队一个中队70～80人，实行反蒋武装起义。
活动于禺北、增城、花县、清远边境，先后袭击了九佛、芙蓉嶂、赤泥、白泥等地国民党粮仓及禺北花县一带地区。1948年1月，接受我党领导，发表《反蒋起义宣言》，在禺北、花县一带地区，有一定影响。朱骥的这一历史背景，使总队开展统战工作更为有利。
当时，总队还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一、争取教育来安乡乡长黄秦高，并通过他到莲塘村，争取教育该村上层人物刘国进、刘潮兴、刘胡兴等人。他们给我们推销了100多担谷的公债，借出长短枪10几支，并主动给我们反映各种敌情。莲塘村头面人物的转变影响很大。永和乡乡政府也派人来联系，乌鸦邹马志等地方绅士，也主动向我认购南方债券，借出枪枝。
二、油麻山吴汉猷原是国民党营长，经过宣传教育，带来35支枪，自愿参加我们的队伍。吴汉猷的行动，对附近一带地方影响很大。
三、朱、崔两位领导带领部分队伍和民兵骨干，向凤凰乡乡长何静波借枪。经过宣讲政策，争取教育，借到两挺轻机和一批其他枪支弹药。接着又在该乡棠下村成立第三民兵中队。
四、官僚大地主刘起时，曾任国民党独九旅旅长，日本投降后又任过增城县长。他在来安乡有楼房、农场和数百支枪。增西工委副书记卢章容，通过关系“搭线”，到来安乡府与他接头，动员他弃暗投明，使他以后不再与我为敌。
五、争取教育新塘区白石圩保长黄君如，并在他家建立一个联络点。
我们还利用统战关系掩护伤员，在“禺北事件”中，朱骥的勤务员邝威腿上负伤，在虎窿洗净包扎后，利用荔枝坑统战对象陈桥容的关系，转移到该村隐蔽了10多天。
在我们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的同时，对少数顽固不化分子予以惩办。金坑反动头子徐九应，一贯仇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心狠手毒，民愤极大。领导决定派范定率领部分队员，将他抓获就地枪决。
总队由于远离司令部，又在广州外围新区活动，给养比较困难。但由于各级领导能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向社会上一些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及统战对象推销南方债券，借了相当数量的谷子，还募捐了一笔钱，使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1949年7月18日，总队在禺北冯迳下村召开各区领导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骥、崔佳权、许明、谭勉、王芝、陈刚照、钟沛、李志刚等8位同志。不料，在7月21日凌晨4时，敌广州警备总队分几路向我扑来，包围了冯迳下。在突围中，崔佳权、朱骥、陈刚照、黄超华(女)、李新发、邱坤和另一名新战士壮烈牺牲。钟沛、胡振潮和一名战士被捕，于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在流花桥。邝威、周妹两同志在战斗中负伤。
突围出来的同志，并没有被吓到，经过讨论，决定派李志刚前往司令部汇报请示，反映同志们继续留在禺北，坚持斗争的决心。
李志刚向黄庄子政委、王达宏副司令员详细汇报了禺北事件的始末。黄政委指出：造成这次损失，主要是“太平麻痹，丧失警惕。”他对我们当时的处境表示十分关切，要我全都撤回司令部。李志刚代表总队同志再次表示继续留下，坚持斗争的决心，两位首长非常高兴，当面嘉许先遣总队为“不倒翁”，这对全队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经过支队研究，决定取消先遣总队番号，成立禺北办事处，许明为主任，李志刚、孔德楠为副主任，仍直属司令部领导，增西地区则划回地方党领导。当时，由于突围时经费全部丢失，队伍给养发生困难。除依靠油麻山、禾朗、石迳等老区支援外，各同志广泛发动亲友、进步人士借款或捐助。李志刚还通过香港致公党总部，募捐了数百元港币。经过大家努力，给养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禺北办事处从成立到广州解放约2个月的时间里，以帽峰山、竹山窿等为据点，先后开辟了纱罗潭许屋、帽峰山脚赖屋、高屋、头陂石屋，而延伸至太和圩沿途的一些村庄，而且新发展到太和以南的若干平原区围村，如龙归、南村、北村、江屋、李屋，在那里建立了联络点或交通站。
9月中旬，南下大军已到达粤北，敌人已全面崩溃。为了配合南下大军夹攻残敌，解放广州，支队司令部命令办事处马上动员原有力量，并迅速扩大队伍，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一、积极地策反地方团队，争取他们反戈一击或保持中立，同时，扩大民兵力量；
二、探清各交通线敌军据点的实力和部署，并了解敌军上下调遣情况；
三、尽可能打探广州市内敌人主要机关、军营和仓库虚实；
四、组织群众，为解放广州的战斗作好支前准备工作。
办事处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后，即在头陂石屋召开全体干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