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1月24日，即淮海战役结束后两周、平津战役结束前一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政机关迁移广州；2月1日和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先后在广州开始办公。广州政权当局也作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宋子文跟随蒋介石“引退”而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府主席的职务，命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陈策、吴奇伟、徐景唐、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叶肇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广州为首都的中国割据政权，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集团的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蝗臂挡车”，惨败无疑。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广州逃亡政权面临灭顶之灾，而迎接广州解放即成为中共广州组织的头等重要任务。
5月7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作好接管城市的干部准备和广泛开展城市统一战线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的指示。据此，中共广州组织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的轨道上来；5月20日和7月1日，又先后发出《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提纲和对这一提纲的《补充意见》，指出当时的广州形势十分混乱，国民党当局已实行裁员、疏散，并准备在撤退时进行大破坏；武装特务已转入地下，流氓团伙正准备趁机行动；广大市民面临饥饿和失业的威胁，对现实极其不满，但对我党政策又不理解、甚至存有疑虑。为此，必须向广大市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的“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等城市政策和建设城市的方针，深入动员和领导群众团结应变，保卫好广州的工厂、学校、机关等财产和档案材料，准备好主要部门的接管底册，打破敌人散布的谣言，防止敌人破坏，瓦解敌对势力，调查敌特组织，为将来肃反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共广州组织，围绕准备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广州这一中心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领导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稳定人心。通过 地下党领导的《广州文摘》和《广州学生》、《新闻导报》等，及时转载中共中央的重要政论文章、文告和华南分局由《华商报》、《群众》等报刊发出的时局评论、指导意见，如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华商报》的《穗死党阴谋破坏，发密令加紧准备》、《蒋党官僚盗劫人民财产》、《广州公营厂舍机器被匪党抢运殆尽》、《穗伪绥署一再密令阴谋破坏粤汉铁路》，以及广州党组织的致广州各界公开信等等，及时揭破敌人的阴谋和他们散布的各种谣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群众，为广州解放奠定较好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迅速清除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二)组织力量，打入广州重要部门，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情报和安全保证。无论是关系城市正常运作的自来水厂、发电厂、邮局、电话所、海关、水陆交通运输部门、大中学校等，还是敌方的重要主管机关如绥靖公署、陆军总医院、警察局、税务局，乃至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还有某些报社、医院、工厂企业，都派有共产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从事有关接管的准备工作。
(三)利用合法手段，公开组织护厂、护校和维护社会治安、严防敌人破坏的斗争。他们组织力量清点本单位财产，储备必要的粮食、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反对拆迁、盗卖、转移设备和其他破坏财产的活动。
(四)缜密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为防敌人破坏，在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的同时，还通过交代政策和随时警告等形式，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对凡有可能争取的敌方人员，一律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弃暗投明，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对顽固不化者则予以孤立和打击。正是这一对敌分化瓦解工作，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扫除了不少障碍。
(五)加强党内教育，保护进步力量。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共广州组织十分重视对党员本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保密和革命气节的教育，努力保护广州已有的进步力量。1949年7月23日深夜，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突然派出1000多名特务和军警，以“维持治安”为名，包围并搜捕中山大学，按黑名单逮捕了所谓“捣乱治安”的师生167人。中共广州特派员钟明在香港闻讯后，立即回广州组织多方营救，直至10月12日，营救工作才胜利结束。两天之后，敌人败逃，政权易手。
在广州就要解放的时候，10月6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关于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委员会的通知》，并组成以朱光为书记的“广州市接管委员会”。为接管广州而历尽艰辛和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共广州组织，终于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及华南分局组织的华南工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