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所说的，“如果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来应付无止境(增长)的物价，就不可能有通货稳定”，但“通货的急速膨胀”，恰好又“必然刺激物价的狂涨”。在日本投降后的4年间，广州和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通货急剧膨胀和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压力。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计，如果以抗战前的1937年6月的货币发行量为100，那么1945年8月为35976，12月为73332；1946年12月为264789；1947年6月为706025，12月为2177215。
其中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额，就比从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额的总和还要多。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正是它在内战中“军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来就因“汇价和物价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新的高度”。
当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便接连采取币种翻新和举借外债的办法，以求渡过难关。结果从抗战前的法币、关金券并存，到1948年8月后金元券、银元券和广东大洋票等中央与地区性的币种纷纷出台。但是，所有这些币种的发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就以叫得最响的金元券来说，尽管规定其每元的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与美元的比价是4∶1，还声称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其中40％的保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保证则为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资产。但是，从1948年8月19日宣布开始流通起，不过8个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发行额便达到1．5万多亿元，6月更高达130多万亿元之巨。
由于国民党政府声誉本已扫地，加上它对这一被视为最高贵的币种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现拒收金元券的社会风潮，形成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为此，美金、港纸等币种和国内的旧铸银元、镍币、铜板等过时的流通手段，一起涌向市场，甚至出现以纸片记数加戳为筹码的君子货币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广州市民干脆自发取缔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资格，把它以二角钱一斤当废纸收购造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元券破产的现实，宣布金元券与旧铸银元的比价为5亿比1，实际上有的地方是以15亿比1的比价在抛售金元券；7月18日，进而宣布金元券作废，规定9月1日为金元券兑换银元的最后期限。至此，原拟风光市面而鼓噪一时的金元券，无奈寿终正寝。
金元券如此，其他币种的命运可想而知。广东银行发行的大洋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4个月零6天。国民党政府这一币种翻新的花样，原以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结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剂毒药。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
蒋介石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曾经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国政府给予3年共15亿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产主义和通货膨胀这一艰苦的任务”。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国主义一起，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然而当他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大批财产劫往台湾，其中仅中央银行洗劫的库存黄金就达390万两、银元7000万枚、外汇7000万美元，合计约3亿美元，另外经广州运出的黄金为20多万两。
物价狂涨和通货膨胀在广州的严重后果，是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萎缩，市场的极度萧条。仅从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银号、钱庄由原来的61家减至32家，幸存者也多转向套汇等投机业务。
工厂倒闭的情况更为严重，先是1947年3月倒闭50多家，后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厂歇业，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间关门，即使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老字号“协同和机器厂”，从1946年7月复业到1948年末的两年半的生产总值，也低于其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的一年；1946～1948年进出口黄埔港的商船数和货物吨位数的中外商之比，分别为1∶4．86和1∶2．75，显然，广州的海上运输业已经滑入危机状态。
商业方面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据统计，1948年5月有百余家茶楼停业，占该业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个月内，有60家大商行倒闭；7月，关门的花纱行庄180多家、杂货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减至200家左右。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广州的生活指数与“七·七”抗战前夕相比，1948年6月为55万倍，7月高达170万倍，加上失业狂潮席卷(仅1947年2月的失业者就达20万人)，广州人民无以为生，被推向死亡边缘，使广州街头出现露宿遍地、饿殍枕藉的凄惨景象。
国民党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专制。它为了完成“消灭共产党”之大业，而在1947年12月25日颁布《勘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