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寄萍、温天和、隆曙明、孙秉礼等十余人。敌人在应变计划中准备对机场、工厂、仓库等的破坏活动，还没有来得及实观，就已成了阶下囚。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对昆明的完整接管，以及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也有漏网的。如周伯先、朱家才潜逃缅甸；潜伏组长丁翔未捕获；老牌中统特务裴存藩随张群被放走等；接管后仍发现有漏网电台；特务系统在外县的力量当时无法破获，所以还说不上彻底肃清。
起义初期；监狱看守人员仍为原班人马。在押敌特有的就是他们的上级，有替这些人传递信件或收受物品贿赂等情节，为了防止看守私放人犯，也为了便于审讯和扩大线索，市委提出昆明监狱应由公安处全权掌管。经与卢汉交涉，得到同意。首先由省警卫营找“军盟”力量较强的韩永祥连，加强监狱外的警卫，并由公安处直接掌管监狱管理工作，未经公安处同意，任何部门或个人无权释放在押犯人。并且调整了监房，将此次逮捕之敌特，集中关押于东西监，与原有犯人分开。并按主次分门别类的安排了108间监房的人员，组成学习小组及“立功自赎”小组，每天定时学习报纸，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立功自赎，写交待材料。并派专人管理伙食，改善生活条件。故监狱内秩序井然。
为避免在肃特工作中政出多门，党组织建议卢汉停止原保安司令部情报组活动。卢汉采纳我党意见，撤消情报组，并将情报组中有军统身份的人员，其中包括组长李世荣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程灿章，还有廖蔚荣等人收监管押。保卫部为了掌握监内敌特思想动态及活动，将我党的外围组织人员，利用其原有身份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编到各学习小组，了解情况，开展监狱侦察工作，以后逐渐公开为管理人员。这些人除程、廖外，尚有林昌德、郭长林、段永清、杨秉福、李存宽等人。他们忍辱负重，为监狱侦察及监狱管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出狱后，有的参加了侦察情报工作。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段经历也为他们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带来了不少麻烦。
在保卫战期间，监内有的特务及反革命分子听见枪声后喜形于色，有的蠢蠢欲动，有的甚至公开煽动说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会打进来解救他们。在此情况下，赖卫民决定，全面加强监狱警戒，并将其中的大特务铐押到瓦仓庄管押，调来机枪射手，加强警戒，如遇紧急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敌人反扑昆明失败后，又将他们铐回昆明监狱。
公安处接管监狱后立即开展审讯工作，经市委抽调具有一定审讯经验的“警盟”成员，及大中学校中讲师、教员中的党盟员参加，由田培宽分管，及时清理可能查获的漏网分子。经审讯工作，扩大了线索，方便了监狱管理，方便了移交接管及以后的处理工作。
审讯组对全部在押人员，均初步进行了审讯，建立了案犯档案，初步弄清案情，并区分为错捕、一般、特嫌及重要案犯，以及军统、中统、二厅及杂特等，分类归档，分别管理。这就为军事接管后的处理，奠定了基础。
审讯组着重审讯了在昆特务系统头目，如沈醉等人，为的是扩大线索，及时追捕。如上述沈醉交待的行动组长王汉文及潜伏组人员等十余人，除潘映炎是以后在外县捕获外，基本上都是在昆捕获的。审讯组在扩大战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如1949年在昆冒充中共华南局特派员的张铿(张伯坚)，曾蒙骗了卢汉等人。他在审讯中非常狡猾，言词嚣张，声称审他的是“土八路”，后终于查清他国民党总参政治处特派员的特务身份。此外，审讯组还查明了如李闻案、“一二·一”、“七·一五”等历史事件的凶手。
总之，审讯工作既密切配合了侦察情报和搜捕工作，又为接管和处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初，即完整地移交给公安接管部。
昆明的镇反肃特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存在着疏漏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斗争中我们只盯住了战壕对面，而忽视了战壕内部。公安处接管监狱后，只注重了加强警戒岗哨，为此还专门选调了“民青”成员为连长、党员为指导员、士兵中有众多“军盟”成员及武工队员的省府警卫营第四连担任警戒，并由公安处掌握了捕放人犯的权力，循情私放的漏洞是堵死了，但监狱原管理人员上自典狱长下到牢卒仍为原班人马，一个未换，这就给狱内外互通音讯留下了漏洞。在公安处正式接管监狱之前，沈醉正是通过这个漏洞向外传递信件，密使一个特务逃脱的。当时应全部撤换原监狱管理人员而未撤换，此疏漏之一。其次，也曾出现过一名自首特务向我们提供漏网特务的假线索，一时扰乱了我们的工作视线。这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才上当的。这些疏漏无疑是深刻的教训。
昆明地下党在云南地方当局起义的条件下，在解放大军尚远离云南，第二十六军、第八军进攻昆明的险恶形势下，毅然决然争取了镇反肃特的领导权，利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为我党领导的公开肃反机关，执行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