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获取较多的可靠情报。
12月12日，根据市委决定，朱人杰、田培宽二人在崇仁街经我党与起义当局的联络员杨青田介绍给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杨文清及宋一痕。13日下午，由宋一痕主持，在太和街100号原王巍住宅正式成立公安处，宋一痕宣布公安处工作由地下党派来之李华(朱人杰)及方少山(田培宽)主持。此后，宋在五华山办公，只是有时来处过问一下总务等一般事务，一切业务，均由朱、田二人秉承市委赖卫民指示办理。
随着工作开展，组织上又陆续从警察界及学校调来一批党盟员进入公安处，总数约40多人，1950年元月初，市委保卫部吉星明，也化名艾光卿调进公安处加强领导。此时公安处共有党员6人，成立了党的支部，由田培宽任支部书记。另有“民青”、“新联”、“警盟”、“军盟”成员40余人，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工作。故公安处实际工作人员，皆为我党盟组织骨干力量所组成，分设秘书组、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
根据市委决定，公安处中心任务是搜捕和管押，对任何人均无权处理，俟接管后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为了彻底肃情敌特，分化瓦解敌人，公安处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公安处加强了审讯工作及监狱管理，号召被捕敌特立功自赎，坦白交待，从而扩大线索，捕获一批漏网敌特，并缴获了电台2部，枪支30余支。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昆明保卫战一结束，便张贴布告，在原警察二分局门口设立自首登记站，对前来登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抓不判，令其立功自赎。如滇站昆明组长李瑞蜂、军统电台台长陈琼、刑警队一名组长以及该队其他一些特务，都前来进行自首登记。
一组长带铺盖前来登记，准备坐监，但登记站让他回家，其对此感激涕零。有此先例，一时间不少隐藏的敌特，纷纷露面前来登记。为了进一步肃清漏网敌特，公安处还领导开展了一部分社会侦察情报工作。有以“新联”成员周自荣，“民青”成员褚伯伟、刘步云、李丕原为首的三个情报小组；有以“救盟”成员郭荫南、周时敬、段葵，“民青”成员张应武，情报关系谢金碧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有在服务行业由党员郭继先领导的三个反特小组；还有自首登记特务组成的一、二、三组，定期向公安处汇报情况。
这些侦察情报小组共60余人，分布在昆明各地区各阶层，再与监狱中特务的坦白检举结合，形成在市委保卫部和公安处领导下的情报网。这充分体现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肃反方针，执行了严厉镇压与分化瓦解立功自赎相结合的政策，便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和混乱现象，主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市委直接领导了保卫部，公安处实质上就是保卫部的公开机构。保卫部同时领导了起义的昆明市警察局。即使是卢汉的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组主要人员，也系我党派入的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因此，也属保卫部领导。在起义初期由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军警联合行动组，主要是情报组中我方人员根据保卫部提供的材料，执行了部分搜捕任务。党组织对敌情工作，一贯重视，动手早，材料准备充分，故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一般比较准确；又经过赖卫民的批准手续，从13日即统一在公安处领导下执行，防止了乱捕乱放情况的出现。公安处及时清理了起义时警察局系统的在押人员，将特务及重大特嫌转移到昆明监狱分别管理，总的说来，这次镇反肃特，基本上做到了不枉不纵。
公安处在太和街奋战了六天六夜，因昆明保卫战而迁到圆通山，随即迁往三合营25号，直到1950年3月初军管会公安部成立，合并入公安部。大部分工作人员，陆续分配到公安战线上继续工作，部分人员调回原单位。昆明监狱及全部在押人员，连同预审档案材料等，全部移交公安部。全部敌情人员，交公安部继续掌握使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搜捕敌特工作，从12月9日深夜开始，至13日公安处成立，是根据起义当局命令执行，但与我保卫部有密切关系。在1949年9月卢汉成立保安司令部情报组时，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设法派“军盟”成员程灿章、陶毅，“民青”成员廖蔚荣、张应武等人打入该情报组，由敌情工作小组田培宽直接联系。在起义前夕，田培宽已将汇编之敌特名册之大部分内容，交给了程灿章，成为警备司令佴晓清领导的军警联合行动组执行任务的重要依据。事实上该组织也是执行了我党交给的任务。警察总局长李志正，在起义前已参加了“警盟”组织，起义后第二天，交由朱人杰联系，朱交给李一份敌特汇编名册，下达了“照单请客”的逮捕任务。
12月9日下午，卢汉通过市长曾恕怀，命令当夜逮捕刑警大队(军统滇站第四公开组)特务。李配合九十三军张中汉师逮捕了刑警队特务多人。
12月9日夜，“军盟”成员程灿章奉命率领张中汉师一团团长王绍尧部，包围凤凰村保防处(军统滇站机关)，警察八分局“警盟”人员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