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他们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受到了错处应该平反纠正，蒙冤受屈牺牲了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历史将为他们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地下党在警察界的工作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昆明市警察系统包括总局和8个分局、4个大队(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务处、警察学校等，共有警官400余人，警长及警土2400余人。这是一支镇压革命，欺压人民的重要武装。整个警察界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滇站手中，滇站站长李毓祯、王巍先后担任过昆明市警察总局长，并安排了大批特务担任主要职务，警宫中也潜藏着—些经过特警班专门训练的特务分子。其中的刑警大队，名为刑事警察，实际上是以大队长周伯先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开组，有队员70余人，另有试用，见习队员等共约100余人，专门干着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镇压民主人士及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勾当。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层警官，多数受反动统治影响较深，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有的表现犹豫动摇，少数则遂渐有虏觉醒。警察中的警长、警士等基层人员，多系从本省农村招募来的，他们出身贫寒，乡土观念重，对蒋介石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把滇军数万子弟驱至东北打内战，是不满意的，他们经常受到警官的打骂和欺压，目睹旧社会“人吃人”的现象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虽然在长官的驱使下，被迫参加镇压学生运动，但经过学生的宣传教育，他们中的多数是同情学生运动的。有一个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学生时，私下将学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动接触进步学生，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因此，党组织认为在反动的警察界中，仍有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在解放昆明的关键时刻，利用这支警察武装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远领导昆明的敌情工作，专门在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进步力量，掌握情报，为我所用。当时提出的方针是：“拉出来，打进去，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按照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实现瓦解下层，争取中层，孤立上层，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组织上严守地下工作组织纪律，严格把关，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搞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因此，在警长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但不发展党员。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关系，教育分化，发展下层，争取中层，利用上层，等待时机，为我所用”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工作是：
1 加强形势教育，提高觉悟，吸收进步可靠的下层分子参加外围组织。
2 了解警察系统内部情况，查清故特组织人员。
3 根据情况获取巳盖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证供组织使用。
4 了解敌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报，及时向组织报告。
5 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并尽可能暗中提供保护。
在1949年6月以前，党在警察界的外围组织是单线、平行、多头领导的。介绍人是什么组织，就用什么组织名称。如有的用“新联”，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员约70余人，其中“新联”约26人，“民青”约15人，“工盟”1人，其余为“警盟”。
警察系统是敌人控制很严的单位，一些警察参加党所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能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如“民青”成员周映邦，为了弄清警察局系统的特务情况，机智地从总局会计室工资册中，抄出特务名单，包括姓名、职务等情况。“新联”成员熊绍皋，以曾任内勤督察员掌握签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务名单。省警务处“民青”成员李德钦，通过管理档案之“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警宫中“特警班”毕业人员名册(因在“特警班”受过训练的，都是军统特务)。各单位盟员，也基本上把本单位的领导人员、特务等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掌握敌情和发展组织，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敌人在汽车东站、火车北站、南站及碧鸡关，皆设有检查关卡，对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安全威胁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员，设法获取一些已盖章的空白通行证交组织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肃”前后，在几次由昆明向“边纵”输送干部中，这些通行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员甚至还亲自掩护我工作人员出关。
在情报方面，如“民青”成员李明昌，获得刑警队要逮捕傅翼声的名单后，及时转告了组织，使其得以安全转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准备棍棒、石灰包、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