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卫战中，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湾血战中，坚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人员，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利用矛盾，促进发展
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渊源久远，根深蒂固。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己的独裁政策，历来为地方势力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不时都会表观出来。他们基于一定的乡土观念和桑梓情谊，在昆明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只要不触及其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往往采取观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军政中下层人员中有的还对人民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随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其余滇军或投诚或被歼，这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影响。党中央深刻分析蒋卢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进行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对起义、投诚、被俘滇军中下层军官施以反蒋爱国教育后大批资遣回滇，都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在云南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有着同乡、同事，同学、师生、旧属、朋友、亲属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军胜利溶江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巳成定局，蒋、卢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起来。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由“保已、拥蒋、反共”，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在此形势下，敌工组织不失时机，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地方势力的军警宪特系统上，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