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社论：《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可干涉的》。28日，甘孜机场开工。
1951年
5月，毛泽东主席指出，一面进军，一面生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下午，毛泽东主席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须慎重稳进。2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了向西藏进军的训令，命令由四川、青海、新疆进藏的部队，应以战备姿态进驻西藏，云南部队进驻察隅。7月2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司令兼政委王其梅率队同阿沛等由昌都向拉萨进军。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抵达拉萨。9月29日，一五四团三营奉令赶至拉萨。10月26日16时，十八军军直与一五四团在拉萨举行入城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以及僧俗万余人的盛大欢迎。11月底，一五四团相继进驻重镇日喀则、江孜。至此，西藏宣布和平解放。
西南军区昌都战役简报
(—)战前昌都地区藏军正规军四千余、民兵三千余。共约八千人。其主力置于昌都周围之生达、江达、同普及类乌齐线，图阻我进军，一部分置于宁静、盐井、碧土、门工地区。我为歼灭上述藏军之主力并占领昌都地区，造成明年解放全藏之有利条件：以十八军一部及青海军区之骑兵支队与十四军一部共二万余人，遂行昌都战役之任务。战术上力求以迂回包抄动作围歼该敌主力于昌都及其以东地区。
具体部署：以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自邓柯渡江，其一个团会同自玉树出动之骑兵支队经囊谦插类乌齐、恩达，断敌向西及西北退路。该师主力向邓柯西南经生达、东松楚卡直取昌都。十八军侦工两营由德格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攻击。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同时自巴安渡江围歼宁静之敌后，主力出邦达、八宿，以断昌都敌西南逃路。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个团，由云南之贡川、德钦出动，歼灭门工、碧士、盐井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北方面佯动。以上各部队均于10月6、7两日分别按照予定计划开始行动，沿途击破抵抗之敌，并在宁静争取了第九代本的起义，于10月19日至21日先后进抵昌都地区。……此役于十月二十五日结束。初步战果计共歼敌五千七百余人，残敌一部西窜至洛隆宗、边坝地区，旋为我一五四团一部于11月12日以远程奔袭在洛隆宗歼灭，计俘藏敌第七代本普龙沙以下三十余人，并即占领该地。
(二)战前我曾估计战役开始后敌军可能有三种变化，即：
(1)收缩兵力扼守要点与我激战；
(2)就地分遣扭打游击；
(3)发现我力量强大时以一部扼守要点，逐步阻我前进，以掩护主力后撤，并以后者之可能性为大。故我一面专由一部进行两翼迂回合围，断敌退路，一面即令各部队适时作适应情况之机动，迅速而确实的抓住相关地区之敌，进行一股一股的同时捕捉歼灭，并强调在察明敌人退却时，应不顾疲劳迅速勇猛地追歼。
根据此次战役情况之演变，上述估计与作战方针是正确的。昌都守敌虽有尽力防守之意图，但缺全盘周密的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前宁静之第九代本即与昌都失掉联络)，始则分头迎击，继则仓促西逃，加之藏军内部腐败，士兵多系二、三十年之老兵，官兵隔阂极深，士兵均带家属，行动迟笨：战斗力甚弱，故表现极为混乱。由于我军一般地均能不顾疲劳积极追击：特别右翼部队(骑兵支队与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发挥了奋勇前进的精神，能远道急进适时的将敌退路截断，而取得预期的战果，对整个战役的胜利作用极大。
然在战役中，亦有个别部队未按上述原则执行，且有的因顾惜疲劳而丧失战机与遭受不应有之损失。如一五六团先头营12日在国德(邓柯西南二百余里)近郊与藏方民兵四百余接触，敌绕道向生达逃窜，该营未乘胜追击，并延至次日早饭后始行前进，使敌逃逸，该部原决定三日内赶至生达，竟延误两日之久。在德格方面渡江的十八军侦工两营因对“战役中正面部队应缓进以求抓住敌人”的精神领会不足以及有轻敌麻痹急于取胜的心理，未执行五十二师推迟一天渡江之命令，而于7日白昼渡江，又因火力未组织好，步炮协同不够，迂回部队未起作用之故，致岗拖之敌能据险顽抗15小时，我消耗很多弹药，伤亡二十余人，且未将敌歼灭。
(三)我各参战部队在战前作了较深的少数民族政策教育，有计划的进行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对作战之顺利达成任务作用甚大。如在甘孜、邓柯、德格至昌都线曾组织藏民的一万五千头牦牛担任运输(部队本身购买者除外)，保证了粮秣物资的及时前送。康定至巴安线之运输，亦系由当地土司头人之牦牛担任。十八军先遣部队四月底到达甘孜后，得到各土司头人的协助，克服了粮食及其他困难。我进军中对沿途喇嘛及藏官土司头人等，均本团结方针，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政策及人民解放军纪律，反映均好，并愿协助我修路及运输等工作。进入宁静、盐井后当即展开政治攻势，争取盐井副县长及宁静县长返回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