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连长摆摆手。
想不到，疯病也会传染。第二天二排又出了一个“疯子”。连长命令把两个“疯子”关在一起。结果，后进去的“疯子”把先进去的左臂咬得鲜血淋淋之后揭开房顶逃跑。被咬者哀求快去包扎，声明自己没疯。逃跑者遇到师侦察兵，耳朵上也被刺刀捅出一个大血口子，疯病不治自愈。
当师部命一营副教导员张世英把这个逃兵带回时，他痛哭流涕：“教导员，俺当兵这些年，不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回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吗？去西藏，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俺那白了头发的老娘……”
这两个“疯子”后来积极进藏，在昌都战役中立下大功。
十八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来自北方的贫苦农民。进入川南，翠翠青青，田舍依依，袅袅炊烟飘荡着世俗幸福的巨大诱惑和魅力。有些人跪倒在田野里，双手攥着黑亮的泥土，恨不能攥出油来。
听说要进军西藏，不是幻觉吧？
还没品品幸福的滋味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藏好像是悬挂在天边的一块地方。地图上，西藏也只是一个大圆圈。不过这惟一的圆圈挺可怕，像个无底的黑洞，让人心里发毛。落后、荒蛮、空气稀薄，听听就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人从一位老先生处借来一本康藏地区的诗抄，已残缺不全了。惟有一首叫《七笔勾》的词清清楚楚。这是清朝雍正年间一位亲王写的，什么“花红柳绿一笔勾，礼仪廉耻一笔勾”，仿佛西藏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外来的人根本无法生存。
去这样的地方，什么时候能见到朝思暮想的双亲？老兵们的婚姻要推迟到几时？西藏的日子苦到什么程度？可能给家里写一封信也不容易吧？
种种猜想，变成一句句牢骚话：
“十八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去西藏，上级不公平。”
“西藏人烟稀少，贫穷落后，不毛之地，我们去干什么。”
“西藏，西藏，到了西藏，一辈子老婆找不上！”
牢骚话连篇，逃兵增加，包括一些干部也拒绝进藏。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第一个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谭冠三让人把他给捆了回来。张国华气得脸色发青。
也有让张国华感到欣慰的事。
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李觉是大学生，也是一员冲锋陷阵的虎将，他得知十八军要进藏就主动请缨，要“到有仗打的地方”。原五兵团十七军宣传部部长夏川，也怀着火一样的激情，怀揣一支新钢笔和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赶到十八军任宣传部长。
更让张国华底气十足的是，十八军有一个团结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年轻，有朝气，而又久经战火锤炼，坚如钢铁。军领导都是老红军，平均年龄却只有365岁。
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在张国华眼前浮现着。
政委谭冠三是湖南耒阳人，是我党在湘南地区早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之一。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即又参加湘南起义。次年率本区赤卫队上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也作出巨大贡献。即将进藏，虽然他身患多种疾病，却表示“我愿把老骨头埋在西藏”，他最终实现了这一诺言。当时，他的声音如一阵阵激越的号角，让人热血喷涌。
副政委王其梅是湖南人，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后，被派遣打入国民党内。1936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渝，后被营救出来，到豫东开展工作。抗日战争中，王其梅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敌占区的报纸上，“王大头”成为“新闻人物”。只要一说王其梅来了，日伪军就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后来，王其梅领导的队伍成为二野的一部分，一直战斗在豫皖苏地区。他在进藏前幽默地表示，要做共产党在西藏的“一世祖”。
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是河南人，参加过长征和百团大战。1946年2月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动员军民修筑铁路350公里，公路2200公里，出动百万民工搞运输、十万担架救伤员。正因如此，后来他成为十八军后方司令部的司令员，带领部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川藏公路。
他们是一群如山的雕像。
哪一座山，是他们的造型？
哪一片云，是他们不灭的灵魂在飘扬！
自十八军起，一代代的汉族人进入西藏工作和生活。
要融入西藏，必须先把心交出去。
而何种境界，令他们把躯体里仅有的一颗心托付西藏本身就是一种大境界。它体现生命最庄严的价值，提供着精神无限延续的生命方式。谁能怀疑，倒下的英烈如追日的夸父一样，躯体化作了西藏的山川大地。
我们去追寻他们的一行行足迹。
那些声音，至今还如青苗茁壮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1月27日至30日，十八军召开了有师以上党员干部24人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题是：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把五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