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该物正在按足敷开支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们的费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赐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赐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给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
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计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较高的地租，则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们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后”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们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资料，尚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赐品所起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们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们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续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内部组织，尤其是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的长短；因此，它们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费用总额；这种边际价格在许多场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设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们而论，这些论断都不适用——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于它们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场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起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给价格一般必须被认为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有时间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销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第五节续前。
对于被视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场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计及消费者的利益，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论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们的资本与劳动，并使消费者把他们的支出纳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是否未必多于因计及任何方针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约。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加以证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销调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