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他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
同时，同样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会使别人以他能尽量利用的资本供他使用；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如此安排他所雇用的人，以致各人都能做他所能做的最高工作，而不做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购买和应用一切机械以及其他有助于生产的东西，在他的手中这些东西所作出的贡献，就能超过它们本身满足世界的欲望的费用的等价物。
这种自然组织的学说，差不多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作充分研究的人所无从理解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对人性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真理：对于诚挚和深思的人，它具有非常的魅力。但是，夸大这个学说，却有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譬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之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不能看见和消除其中的害处。它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近代工业的广泛的特点中，有许多是否也会是过渡的，当时它们诚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像阶级制度当时所有的效果一样；但是，也像阶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是有利于引向对一个较为幸福时代的较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易于引起对它的夸大的反应，而造成了害处。
第五节续前。
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使用而得到加强的情况。斯班塞曾经竭力主张以下的法则：如果任何身体或精神的运用产生了愉快，因而习以为常，则用于这种运用的身体或精神的器官就会迅速发达。诚然，在低等动物中，这个法则的作用与“适者生存”的作用是如此密切地合在一起，以致两者的区别往往不必着重说明了。因为，生存竞争会使低等动物在运用无助于它们的福利的机能上，不能得到很大的愉快，这一点可从演绎上来推测，而且似乎可为观察所证明。
但是，人类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有较大的自由。人类喜欢因使用才能而使用才能；有时是高尚地使用才能，不论是纵情于伟大的希腊生活的发扬，还是处于为了重要目的而作的审慎和坚定的努力的支配之下；有时是卑鄙地使用才能，好像是饮酒嗜好的病态发展。工业进步所依赖的宗教的、道德的、智力的和艺术的才能，不是完全为了这些才能所可获得的东西起见而养成的，而是为了它们本身所带来的愉快和幸福因运用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地，经济繁荣的那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井井有条的国家的组织——是无数动机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动机与追求国民财富没有直接关系。
父母在一生中所养成的身体上的特点，即使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也是很少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实的。但是，断言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健康生活的那些人的儿童，倘使其父母是在不健康的影响下长大的，而这些影响使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的本质衰弱，则生下来就不会有较为坚实的体质，似乎没有确实的事例。而以下一点是可靠的：在前一情况下，儿童生下后比在后一情况下，会有较好的营养，较好的教育；会养成较为健全的本能，并且具有较多的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的对别人的关怀和自尊心。
因此，需要尽力研究一下：改变现在的工业组织，以增加机会，使低级工业得以使用潜在的智力，从这种使用中获得愉快，并因使用而加强这些智力，究竟是否有利？因为，对以下的论断必须斥为不当：如果这样的改变是有利的话，则它早已为生存竞争所实现了。人类的特权，因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下一步的准备，而扩大了对自然发展的有限而有效的控制。
这样，思想和工作、应用优生学的原理以高等的血统而不是以低等的血统来充实人种、对男女两性的才能的适当教育，都会加速进步；但不论怎样加速，进步必然是渐进的和相对地缓慢的。进步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力的增长相比，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日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深透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而进步必然是过于缓慢，因而不能与在新的基础上立即改造社会的各种建议的迅速出现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对大自然的新的支配力，一方面使我们能作出甚至比不久前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大得多的工业组织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把更大的责任加在那些提倡社会和工业结构之新发展的人的身上。因为，制度虽可迅速发生变化；但如要持久的话，制度必须适合人类：如果制度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快得多，就不能保持它的稳定性。
因此，进步的本身就增大了以下警告的迫切性：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
进步必然是缓慢的；但是，即使不过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要记住：只是增加一点生产的直接效率的变化，如果能使人类准备和适合一种在财富生产上较为有效和在财富分配上较为平均的组织，也是值得有的；以及凡对低级工业中的高级才能任其变为无用的制度，是极易受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