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一世曾经愿意以他自己的费用来抚养任何有七个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杀人民方面是拿破仑前辈的路易十四，对于凡在二十岁之前结婚的人，或凡是有十个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税。德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法国人口的比较，是法国国会在1885年颁布一项法令的主要动力，这项法令规定由公费供给穷困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的教育费和膳宿费；在1913年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家庭的父母给予津贴。1909年的英国预算法案，也略为减少家庭中父亲的所得税。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①
①重农学派关于人口有增加到生活资料的边际之倾向的学说，可用杜阁的话来说明：雇主“因为总有大量工人供他选择，就选择肯最廉价地工作的工人。于是，工人因为互相竞争而不得不减低他们的价格；无论哪一种劳动，必然会达到——而且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以下的结果：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资额上。”（见杜阁所著《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样地，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也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减少成反比的。当食物暂时没有增减时，生殖数就会尽可能增高；如果以后食物变为减少了，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降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开始随着阻力的减少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就会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很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在某些方面，确是受到欧洲大陆的政治观念，而不是英国的政治观念之熏陶：他的人为的节制人口的办法，似乎现在对于我们很不适合。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12章：“为了增加人口，把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完善知识，与政府的实际职能结合起来的巨大利益。”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②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②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和第5篇第2章。并参看其第2篇第4章。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①，精疲力尽的战争②，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③。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④
①在亚当·斯密著作时的1771至1780年的十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三十四先令七便士；1781至1790年是三十七先令一便士；1791至1800年是六十三先令；1801至1810年是八十三先令十一便士，1811至1820年是八十七先令六便士。
②在上一世纪之初，帝国税——大部分是战争税——数达国家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但现在只占二十分之一多一点，而且其中有大部分用于那时政府不供给的教育及其他利益。
③参看以下第7节和以上第1篇第3章第5和第6节。
④特别是葛德文在他所著的《政治正义之研究》（1792年）中有这样主张。把马尔萨斯对于这书的批评（《人口论》第3篇第2章），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的批评（特别参看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第2篇第6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