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