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可是董昭仍没能说服荀。对荀的态度曹操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早在建安九年（204年），就有人提出过恢复古代九州的建制，这其实也是借恢复古制间接突破汉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但立即遭到了孔融和荀的反对。有了八年前的那一次经验，曹操对荀的立场已不再吃惊，但心里极不舒服，所以“不能平”。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八年前已有所不同，曹操掌控局势的能力更强，对汝颖士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上次荀一表示反对他便立即停止了恢复九州制的打算，这一次他不打算那样做了。
可是，曹操知道很难让荀这个人改变立场，如何处置荀的反对意见，曹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