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亥青午。令一元已。
接到命令后，国军第18军、第79军、第44军马上兴高采烈地撵着鬼子追。当追兵最惬意，既轻松又威风，还能沿途拾日本人丢下的“洋捞”。通常是一个士兵得到了一件战利品，比如望远镜或指挥刀之类，先被班长夺走，然后排长说，你要这玩意干啥？给我吧！排长没玩多久，又被连长看见，大骂，你小子还藏这么个宝贝？放我这吧！放了没几分钟，被营长侦察到，叫传令兵拿来看看是不是真货？是真的就留下。但营长那儿也不保险，团长听说后就要来欣赏，欣赏之余，营长也就知趣而退了。而团长最终也不会要，他会送给师长做礼物。
但也不是每件东西都这么传递，捡得多了，差不多每个官兵的身上都有若干战利品的痕迹。有的穿日军的呢军衣、呢大衣、翻毛皮鞋；有的吃日军的便当(饭团)、罐头、香烟；有的骑日军的高头大马，用日军的手枪、打火机、指南针、保暖壶，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愣眼一看，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简直分辨不出是国军还是日军。
这样打仗，大家都高兴。就这么一路春风地追。追啊追，追到澧水边，停住了。
第79军军长王甲本望着河对岸的日军，骂道：
“妈拉个巴子！小日本怎么不跑啦？”
日军不仅不跑了，而且在澧水河的岸边扎下寨来，生火做饭。
“嗯？”第44军军长王泽浚摸着山羊胡子，好生奇怪。
敌情马上报到战区、报到重庆军委会。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问情由，立即下令部队停止追击。
岩永旺在澧水河安安稳稳住了一个星期，中国军队的3个军也老老实实地陪了一个星期。日军进行对峙是有原委的，而国军对峙除了怯敌外，别无它因。
战后，许多中外高层人士对国军丧失这么一个围歼日军第11军主力的大好良机，都不禁扼腕痛惜！
按理说，在这次常德会战中，国军用在常德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军队有12个军28个师，约26万余人，参加策应作战的部队有17万余人，合计投入战斗的兵力有43万余人。而日军直接参与进攻的兵力仅9万左右，连同策应作战和伪军部队也莫过10万多人。从兵力对比来看，是4比1。而且，日军远道来犯，国军严阵以待，情势对中方绝对有利。所以，中国军队没有道理不胜，没有道理不打过河去。
国民党军令部作战厅官员张秉钧也指出，国军处于日军武汉战区外围的第六、九两战区，计有兵力10个集团军、31个军、104个师，共计100万人。百万大军不要说吃掉澧水河对峙的日军3个师团，就是“不失时机”，“乘敌抽调转用”武汉地区兵力于常德方面时，“攻略敌原阵地”，“端敌11军的老巢”。
那么这些战略目标，怎么就统统实现不了呢？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军委会无能？指挥无方、目光短浅？也不是。
就看看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吧。
国民党的士兵来源，绝大多数是抓来的壮丁，薪饷低、待遇差，生活极端艰苦。而且平时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军纪松弛，每遇战况不佳，就军心动摇，为了保命而四出奔逃。
士兵如此，官佐中贪生怕死者亦不少。按军委会的规定，师长距离第一线3至5公里，军长8至9公里，集团军总司令12至20公里，这个规定本来离第一线就已经很远了，但国军的指挥官们犹嫌不够，仍然超过此规定的公里数。军令部长徐永昌总结时说：各“高级指挥官之位置仍多未能遵照规定推进，每致不能把握战机，适应指挥作战。”由于军师指挥所离前线太远，前线部队一旦遭到日军攻击，便四处逃散，失去联络，不能对敌进行有力打击。
如第44军由津澧南移后，军师之间往往联络不上，第73军在石门被日军包围时，各部争先恐后，只顾自己逃命，除暂5师外，其余两师基本上没有对日军反击就逃散了。至于对石门城内的老百姓，更是没放在心上，日军包围石门，军长汪之斌“对城内之居民及通信机关事前皆无处置，致招重大之损失”。
还有，本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就差，再加上平时缺乏严格的操练，致使国军一个师的火力只能与日军一个大队相匹敌。据第六战区长官部指出，平时“忙于实战不需要之业务，消耗训练时间，以致作战准备不充分，各部队之射击教育尚嫌不足，每遇好机不能获得充分歼敌之效。”常德会战中国军消耗的子弹(步机枪弹)达1700多万发，按国民党公布的日军伤亡3万左右计算，500多发子弹才能射中一个日军；如按日军说的“减员万余”来计算，则需2000发子弹才能击中一个日军，这是什么操作水平？天晓得！
国军的官兵，包括将领们都骂那些在重庆坐机关的是“官僚老爷”，但这些“官僚老爷”也在考虑，用这些中国特色的部队去和日军拼，拼得好则已，拼不好，不是以卵击石把老本都赔光了吗？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程万和57师“虎贲”部队如此英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