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师部向外的唯一一道通路了。碉堡的西侧是干文中学，那里的敌人在相距20多公尺的墙角下，不停地喊话，叫：“中国投降！中国兵快投降吧！”朱煌堂排长气不过，就握着一颗手榴弹，跳出壕来向那喊话的地方投过去，炸响的同时，一粒子弹射过来，正中他的腿部，他倒在地上，滚回了工事里。
日军知道国军的人员已所剩无几，就用压倒优势的兵力，组成波状部队向第57师师部周围涌进。这样一来，师部四面都被敌人用枪炮对准了，只要火光迸发，中央银行必被打成弹孔疮痍的马蜂窝无疑，但所幸的是日军此刻又不敢这么猛烈地开火，因为无论哪一面射出的枪炮弹，都有可能伤及到他们对面的自己人的。日军的战场指挥官，抓耳挠腮，不知用什么法子才好。
孔溢虞营长所率的弟兄，伤亡得只剩8个人，而且还有3名轻伤员在内，他只得撤守到师部内的围墙里面，利用了围墙的沙包石条工事，拿步枪向敌人射击。
师部的电务室是在街对面，无线电排是在街南头，由于日军的逼近，这两个通信点全失陷。仅剩中央银行地下室弯道里的电话总机，还在沟通有限的联络，而57师和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了。师部里的人员，自参谋长以下，全体拿了武器作背水一战，只留余师长一人在屋子里指挥和调度。参谋长皮宣猷，亲提一支短枪，监视着后墙的工事。参谋主任龙出云虽然伤痛难忍，但也坐不住了，他抱着速战速死的决心，找到了一柄步枪刺刀跑到院子里，站在围墙下，候一个拼搏的机会。政工主任王大权带着两颗视同珍宝的手榴弹，拿了一根硬棍，站在大门外临时堆的沙包后面。如果日军向院内涌，他就预备同归于尽。军需官、书记、政治干事等都各拿了武器在墙后防守，这些文官平素连碰枪的机会都很少，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或是地方职业青年，临时报名到部队来参加抗战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事到关头，他们也不分彼此了，无非就是一个死字罢了。师部总共有40人，从伙夫到师长，大家都已做好准备，若是敌人冲进院子，就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血肉同尽。
到了下午4点，现在这时间真是在倒计数了，日军有一股约200人的波队，经过精心策划，调整到兴街口正面的街上，准备用潮水倒灌的办法冲进中央银行。一触即发之际，第170团团长孙进贤带了20多人，从双忠街的工事里跑出，由兴街口两旁残余的民房里钻隙走到师部附近，他发现了这危险的局面，便马上调用了所有的步枪，在围墙的射击眼里向敌人袭击。孔溢虞营长听到南面孙进贤的枪声，还以为是敌人里外夹击的信号，便不顾一切地回过头对官兵们喊：
“冲锋啊弟兄们！冲啊！”
于是大家一齐从沙包上跳上了围墙，把手中的手榴弹全都猛力地摔出去。迫击炮营的张副营长，提了一支左轮手枪，首先跑出墙去，第二个是伙夫刘偕行。刘伙夫什么发火的武器都没有，只拿了柄练把式的大刀。接着其余的文官，什么科长、主任科员等等，都跳下墙去，大声喊杀，向敌人奔过去。
孔营长带的这十几名弟兄，孙团长带的20余名弟兄，在前街会合后，挥舞着大刀长矛梭镖，和猝不及防站起来迎战的日军绞杀在一起。众人喊着杀呀！杀呀！也听不出是中国人在喊，还是日本人在喊，到了这个时候，两国语言因为表达意思的接近，发音似乎也差不多了。
余程万师长闻声后飞步跑出来，亲自手操中央银行大门口的那挺轻机枪，对准敌人不停地扫射。
日军见中国人个个拼死肉搏，他们在即将到手的胜利面前不愿意再以命抵命，于是就暂时向北退却，一直退了50多公尺才停住，心有余悸地朝中央银行观望。
师部大门口总算解围了。
刘偕行伙夫扛着他那把口子都卷刃的关刀，回到院子，他看到余程万，庄严地行了个军礼，说：“报告师座，敌人被我们打退了！”
余程万还了一个礼，他的心里被这些官兵奋不顾身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几乎要流出泪来。此时此刻，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表达自己的心情，说嘉奖、赏识这类鼓励的话吗？都不适合，因为他们这些中国军人，已经不是在为这些个人利益而战了，他们是在为中国的尊严、为他们自己的尊严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