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在这气氛中，西门的阵地稳定住了。
到了下午5点钟，日军又接上了黄昏攻势。因天色阴黑，国军在城基抢修工事和防守的活动使日军难以辨清虚实，所以他们的冲锋也就多了几分盲目性，这样进攻自然就减弱了许多威胁。到了夜晚的10点钟以后，日军就只得作罢。
在浓厚的夜幕中，懂得体恤士兵的宋维钧抓紧这个空档前去慰问苦战一日的部下们，他手头连一根烟、一杯酒、一口水都没有，拿什么去慰问呢？他也真绝，他摸着黑，去找每一个士兵握手。他握遍了全营活着的士兵的手，甚至有几个牺牲了的士兵，他也毫无察觉地把手紧紧攥在一起，使劲地摇了摇。别小看这握手，战士的最后一把劲，就可能因为这握手而调动起来。
宋维钧握完手，就登在城基上向城里观望。只见城圈内外，三面都是日军攻进城来的部队，奉岩永旺师团长的命令在烧城的火光。究竟有多少火头，他已没法去数清楚，仿佛所有的火焰已连成了一个大火圈，把第57师指挥部完全圈在火焰深处。着火的地方，紫红色的火焰格外浓，火焰头上的浓烟格外黑。而不着火的地方，上空一律是片色调古怪妖冶的红光。日军的山炮弹迫击炮弹轻重机枪弹，各种带了长尾巴短光芒的火花、火球，穿过了这红色光层向城中心钻烧着，城中心到处是光，到处是火，断墙颓壁电线杆，一齐在火光的闪耀中颤动着。大声哄咚，中声哗啦，小声劈啪，尖锐的声啼嘘，柔和的声呜咽，再加上一片此起彼落的冲锋喊杀声，几乎让宋维钧不相信是置身在人类生活的宇宙里。他走下城基，心情既沉重，又坦然，沉重的是常德城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危在旦夕，坦然的是他守卫的大西门至今未被日军攻破，名副其实地成了固若金汤。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政协委员，出版过《抗日时期常德会战》文史专著的周询先生告诉笔者，大西门没有被日军突破，一直到常德守城战结束，日军都没能越过它。他的话无疑是在向我证实，当年宋维钧代营长足踏的这段城基的丰碑性和史诗性。
笔者到常德采访时下榻在市招待所，这间招待所听起来好像是市一级的规格，其实它与几幢现代化的宾馆，比如芷园、桃林、德晖宾馆相比，简直是大客栈。我到了那儿就找周询先生，但周询先生不好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我在了解到鼎城区政协的位置后，就只好去他的原单位寻找，我想那儿总会知道他的行踪。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常德，但我肯定可以估计到，这座城市和几十年前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鼎城区在沅江南岸，原来从南岸到北岸，只有轮渡，而现在已经架起了一座宏伟的沅水大桥。
这座桥把我引到了武陵路口，顺着武陵路再走大约三站地，就到了鼎城区政协。
没进大门，门房的老倌子就给我指引，“你找周询哪？周询在旁边的鼎城路开了间书画店，你到那儿去找他吧。”
我和周询先生就是在他的书画店里相见的。要写常德会战，不找周先生不行，他简直就是部常德会战的活字典。周先生说，1943年，他刚好12岁，在常德后乡离城约60华里的天门岗高小读书，每天敌我双方的飞机，轮番在城区上空轰炸、扫射，隐约的枪炮声，不时随风传入耳际，这正标志着当时常德城区的战斗非常激烈。次年春，周先生考入湖南私立隽新中学学习，该校校址在城北15华里的白鹤山，是当时疏散乡下离城最近的一所学校，校内学生多来自城区，他们常向周先生绘声绘色地谈及第57师与日军血战的故事，这使他听了以后非常激动。这可能就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导致周询先生日后大量地收集常德会战国军将士的忠勇事迹素材，并成为了这方面史料的颇有影响的专家。
一边谈着，周先生一边邀请我去他家喝酒，准备大侃它一晚上，我欣然答应，就跟他前往。
当我们坐上轮渡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刚才从沅水大桥来鼎城区是绕了个大弯子，轮渡是一条最短的直线，它驶向对面的停靠码头，就是昔日大西门的官码头。
听周询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有些激动，我知道大西门是常德的神圣之门，也知道大西门在这么多年后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名影响着常德人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大西门在常德的六座老城门里，独有它还留有遗址和实物，也就是说，大西门至今还能看到当年血战的痕迹，这完全打破了我以为大西门名存实亡的遗憾想象，我能不激动吗？
事实上这是我在常德看到的唯一一处战争在建筑物上留下的印记。
夕照的残阳，辉映在蓝中透绿、绿中透蓝的沅江水之中，像一汪汪震颤人心的血色，我想，1943年国军守城士兵流淌进江中的鲜血，大概也就是这般颜色的吧？
我站在客运大楼的舞厅阳台上观察过沅江，觉得它虽然水很清，很静，但不够宽，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少能迷倒日本将军横山勇、岩永旺的地方。可我现在乘船行驶在江心之中，就感到它不仅宽，而且深，这从它涌起的波浪峰头高度就可以推测出来，它的难以琢磨，它的神秘多端，也许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