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派人看守住。次日，由陈教授与邓先生共同解剖。他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4只荷兰猪和2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教授确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断定为日机空投物品所导致的鼠疫。
年逾古稀的邓先生在谈到当年常德这一惨景时，神情极其愤慨，但愤慨之余，他最后又遗憾地说：“我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为什么？！”
事实上，像笔者这样30多岁的年轻后生，还是靠邓先生这样的老人提醒方得到觉悟的。我不禁也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
在查寻常德会战资料时，我得到一份《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的报告，报告说：
此次常德会战，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其概述如下：
(甲)敌先后总共用毒74次(次数不明者，以一次计算)。
(乙)敌对我用毒最多之地点：(一)常德城及其附近35次。(二)仁和坪附近8次。(三)其它地点24次。
(丙)我受毒最多之部队：(一)我常德守军57师，被毒32次。(二)我仁和坪附近13师，被毒7次。
(丁)敌一日中用毒最多之一次，为11月26日，对我常德守军施毒13次。
(戊)敌用毒规模最大之一次，为12月7日仁和坪之敌，用山炮、迫击炮向我13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
(巳)敌用毒之种类：(一)催泪性3次。(二)喷嚏性5次。(三)窒息性1次。(四)糜烂性1次。(五)窒息性糜烂性混合使用者1次。(六)窒息性催泪性混合使用者1次。(七)毒气烟幕混合使用者1次。(八)毒气不明者61次。根据所报中毒症状，似以喷嚏性之二苯氰砷毒气为最多数。
(庚)敌用毒兵器：(一)飞机布毒1次。(二)山炮、迫击炮弹放射者14次。(三)掷弹筒抛射者2次。(四)毒烟罐吹放者2次。(五)用毒武器不明者55次。
(辛)掳获敌用毒证据：(一)敌前崎部队迫击炮用毒命令原件。(二)毒烟罐37罐。(三)毒气掷榴弹10枚。
起始第57师部分官兵对毒气弹的杀伤力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但遇到敌人施用毒性较低的催泪弹，就以为毒气弹也只不过如此，顶一下也就顶过来了，所以放松了警惕。后来日军在西北线见守军意志异常坚强，防线不易攻破，就升级施放了窒息性毒气弹，一下毒倒了许多一线的国军士兵。
见毒气弹破坏严重，余程万师长通令全师官兵无论在前沿还是在市内，一律都要随身携带防毒工具，以免遭不测。
在巷战时，一颗毒气弹就在师指挥部门口爆炸，余程万措手不及，动作慢了一些，脸部受毒气熏染，致使在重庆蹲牢房时，唇边还留有痕迹。
在汉语中，毒和恶是连在一起的，先有恶后有毒，所以有“恶毒”这个词。但愿人类多一些善，少一些恶，毒也就会灭绝了。我想，邓一韪先生至今心存的那个问号，意义也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