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县政府的部分行政人员，以及一些领有任务而当时撤退时未来得及完成的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社沅陵分社战地特派员兼记者文杰先生。这位当年新闻界叱咤风云的知名记者，是主动提出要尽快离开包围圈的，他倒不是为了保全性命，要是怕死的话，他就不会在大疏散时留下来，他是为了安全地把一大批亲自采写的战场新闻稿送出去，这些稿子记录了国军部队在常德抗击敌寇的感人事迹，极有价值，如果毁在城里的战火中，那就比牺牲他一条性命损失还大。
50年后，我在常德这座美丽、幽静，可以说还是属于比较闭塞的小城里，见到了文杰先生。我提出一个要求，想看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可是他说全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里抄光了。一张都没有吗？我问。确实一张都没有了。文杰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因为没有照片，所以我无法想象和形容他当年的那份洒脱和英俊。眼前的他，实在看不出他曾经是个“无冕皇帝”，是个文化人。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平和、和蔼的普通市民，一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工匠之类的人物。
极其可悲的是，文杰先生用生命保护的那批稿子，他认为不仅极富价值，甚至将会流芳百世的那一页页稿纸所含藏的情节和故事，不仅没有满足他的愿望，相反在肃反时却牵连着他差点丢了性命。我问他还能不能记得一些稿子的内容，哪怕是一点余程万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也好，哪怕是守城战的一段残片和一些朦胧印象也好，可老人沉默了许久，看得出他在搜寻记忆，已到达了一种痛苦的程度，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见过有些人在皮肤上刺了字，后来迫于种种原因，又用刀刮去的场面，我想文杰先生肯定是用刀刮去了心上的那些永恒的记忆。
虽然文杰先生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法清楚地回忆常德会战这一历史事件了，但我却知道他在该战中至少亲历的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跟随戴九峰突围，过了江后即遇到了日军，差点被打死，只身脱离了火线，跑到沅陵的新闻社述职，大获嘉奖。
再一件就是傅仲芳奉旨扣住余程万，将他押往重庆候审，是文杰跑回常德，联合了戴九峰、常德工商会会长姚吉阶、常德地方专员黄维国、地方绅士李子新等知名人士百余人，由他本人拟稿，草就了上诉请愿书，通过常德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杨少炯递到了蒋介石的案前，因而换来了国民党中央最高层对常德会战，对余程万将军的重新评估。
1949年文杰先生在昆明，有人劝他赶紧跑到台湾去，他说国民党几百万扛枪的军队都被共产党打败了，我这么个扛笔的记者跑到台湾去还有什么用？他不去，他回到了老家常德城。但共产党并不认为扛笔的就比扛枪的战斗力差，1953年为了一篇旧报纸上的消息报道，共产党要砍他的头，后来为了他保存的大量“敌伪”档案，也差点要他的命，“文革”中，当了十几年园艺工人的文杰再次被搬出来投入监牢，索命的红笔在他的名上画了圈又勾了去。据说，是有几个当年与他同事的地下党保护了他，说文杰还是个比较正直的新闻记者，对共产党没有敌意。因而他活下来了，一直活到现在。别的人越活越有丰富的回忆，而他越活大脑里越是荡然无存。他的肉体是活在人间，而灵魂恐怕早已追寻他心目中的英雄，余程万将军而去了。
船到了南岸，孤峰岭、茅湾一带，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戴九峰，顿时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因为过了江便随时随刻会遇到敌人。他轻声唤叫大家全都趴下，最好趴在有障碍物的后面。毕竟老百姓不如军人，就是警察也没有军人那样训练有素，所以简单的一套隐蔽动作，就作了几分钟才停妥。戴县长倾耳谛听，张眼四望，由于夜色太浓，什么也发现不了，他只好叫几个警士去探路。没几分钟，探路的警士回来，报告说前面到处都有日军篝火的残光闪烁。
情况很危急，如果天一亮，他们就将全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戴九峰于是和何局长商量，往哪儿去？因为情况都不明了，一时真还无法说出到哪儿去是安全的。商量的最后，就说去到斗姆湖吧，兴许那儿没有日军，其实这完全是押注式的猜测，但也只能如此了。他们将全体分成4队，先队为警长张信隆率尖兵13人，次为警察队20人，由戴九峰亲率，再次为警局员警员100余人，由何局长率领，殿后为难民与担挑及政府办事员，由警队吴队长率数十名警士压阵。
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列成一条线行走，就拖了半里路长。黑暗中他们行走得倒也迅疾，没多久，就有人发现了熟悉的地貌特征，说前面不远就是斗姆湖镇了。但他们不知道，这天上午，河洑方面的日军第3师团有一支700多人的大队，携炮两门从夹街寺渡过沅江，已经占领了斗姆湖。黑夜中不辨情况，行近敌哨所仅50公尺时，先队隐隐约约见堤上有黑影蠕动，没有经验，竟高声询问：“什么人唦？”
一语未了，回答的却是一排机枪的扫射。
此时突围队伍所处的地势非常恶劣，两旁皆水，中间为低淡小道，既不能展开战斗，又不能隐蔽抵抗。在混乱中，戴县长和何局长指挥武装人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