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余程万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同时还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实为鲜见。1931年10月，余程万毕业后就任南京警卫军教官，教战役理论。可仅过一年，不知是国民党军事理论界对他的赏识，还是他本人的意愿所使，他又入陆军大学研究班深造。凭学历，余程万完全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才子。可是军队历来是丘八的天下，才子并不受欢迎、受赏识，所以余程万拿了一摞文凭到作战部队报到时，才当了个第49师289团的团长。营长都是少校，而团长则是个少将，令人哭笑不得。
余程万并不气馁，他自信自己在作战指挥上也不是个有识无胆的弱者。很快，他就用几个漂亮的战斗，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没几年，他就擢升为第74军副军长兼57师的师长了。但常年造就的理论素养，还是难以改变他对各种战略部署的反复揣摩和深思熟虑。
他一眼就看出，军委会此次对常德会战的兵力部署，依然是“天炉”战法的模式。“天炉”战法，是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授意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总结出来的杰作。
1941年12月，第74军奉命开赴长沙参加第三次会战，他们于1942年元旦那天登车向北远行，1月4日晨到达湘桂铁路湖南起点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准备徒步行军，接到长官部电话，犯长沙之敌已败退，74军即在衡山附近集结待命。不久，传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胜利的捷报。王耀武为学习友军守城经验和全面了解第三次会战致胜原因，抽调军、师参谋人员及特种兵部队长、步兵团副团长等约30人，由副军长余程万、副参谋长孟广珍为首，组成参谋旅行团。报经长官部批准后，赴长沙及湘北其它地方作战地参谋旅行训练。长官部对74军参谋旅行团颇为重视，先由参谋处长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及第10军固守长沙街市取得胜利的经验，后又派副官处梁处长代表薛岳在长沙易宏发西餐厅宴请全团成员。
期间，余程万一直注意“天炉”战法，并与赵子立有过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天炉”战法就是后退决战。它分为两部分，一是诱敌深入，将敌引向某处诱饵地点，引到烧红发烫的天炉中来。
薛岳曾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行过五次围剿，当时采用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非常奏效，因此，在与日军作战中，他又把老战术拿了出来。然而，这种死守战地的打法，往往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例如，第26军、第37军守汨罗江就是如此。后来就定为逐次抵抗，这又带来新的问题，是直线向后方边退边打呢，还是边打边向斜侧后方撤退？如果直线退向决战地带，那么往往就一退不可收拾，稳不住阵脚，还冲乱了决战地区。被国人和共产党痛骂的“逃跑主义”，就是这样引起的。因此，逐次抵抗不能直线，只能斜侧线，斜侧形成反“八”字形，或称袋形。第九战区长官部为此及时修正了战略部署，修正后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主力于外线，俟敌进入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这就引出了“天炉”战法的第二部分，求心攻击。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炉中之敌烧为灰烬。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诱敌深入成功，日军主力于12月31日已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附近，第40师团已到达长沙以东的永安市，第6师团到达东郊附近的梨市，第3师团到达东南郊附近的东山，全在“炉”中。
当晚7点，薛岳向摆下“天炉”阵的战区各部发出决战命令：第10军、第73军固守长沙，第19集团军(指挥第4军、第79军、第26军共9个师)、第30集团军(指挥第37军、第78军共5个师)、第27集团军(指挥第20军、第58军共5个师)、第99军主力(两个师)分别从株洲、浏阳、更鼓台、甕江、清江口、三姐桥各地附近，以长沙为目标，从南、东、北三方面行求心攻势。
这“天炉”，的确让薛岳烧成了。战后，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用这个古怪的名称，似乎不太像军事术语。他得意非凡地说，他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认为这套战略战术是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为薛岳捉刀的赵子立，后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2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后，悼念他的文章说道：“在对日作战中，赵子立鉴于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处于劣势的不利因素，战术上常采用‘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的指导方针。制定出了‘以长沙的诱饵，诱敌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在三次长沙会战前发给军以上人员研究……”
在秋风的吹拂中，余程万似乎忘记了身边太和观老道士的存在，他凝视着远处一片飘抖着的竹林陷入沉思。对于50年后还在被人颂扬的“天炉”战法，他当然不敢违抗，也无意去否定。但他心存疑惑：如果常德的确是这次“天炉”战中为日军设下的诱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