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原是大灾难时期的副产品，寿命并不久长。无论如何，硬要把科学塞进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内，根本就有违效果，如果还真的认真去实行，其结果可想而知（如苏联乱搞其生物的做法）。就算放手让科学自由，却坚持意识至上，其现象也可笑至极（如德俄的物理界）。进入20世纪后期，官方再度对科学理论施加条件的作风，则由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接手。但是这些人与科学之间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觉，却一直持续着，更何况科学本身一日千里，越来越不可思议和不可确定。不过要到20世纪下半时期，这种心理才转由基于对科学实际效应的恐惧所促成。
诚然，科学家自己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早知道，他们的发现可能带来不测后果。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使用以来，某些科学家便向他们的政府首脑提出警告，要当心世界现在有了这个毁灭性的力量可供驱使。但是在科学与潜在灾祸之间划上等号，却是本世纪下半期才发展出的概念。其第一阶段——即核子大战的噩梦——属于1945年后超级大国对抗的时期。络二阶段，则属于70年代揭幕的危机时期，范围更为广泛。但是回到大灾难的时期，也许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严重减速，人类还心安理得，大做其人定胜天的科学美梦。至少，如果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人们也以为自然之力无穷，自有办法重新调整，适应人类闯下的祸事。而另一方面，当时唯一令科学家辗转难安之事，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