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的历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内战时期，始终不曾中断；那么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延续性更为长久，几乎无时或断（1939- 1940年间，那些新获或重得的西部边界领土例外）。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期前，苏联境内均不曾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原因，只有波罗的海一带，以及西部的乌克兰例外，或许也包括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诸国在1918－1940年间曾为独立国家，乌克兰在1918年前属于奥匈帝国而非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于1918- 1940年间则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比俄罗斯境内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苏维埃政权不但是根于斯长于斯，土生土长的本国货（随着时间过去，甚至连起初带有强烈大俄罗斯风味的党本身，也开始向其他欧洲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吸收新人），就连其中的人民，也借着种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方式，同样地调整自己，与政权配合；当然政权也试着适应他们。正如讽刺家和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确有一种所谓“新苏维埃人”存在——虽然正如苏维埃境内的一切事物一般，这个新人的表里之间，与其外在公开形象差异甚大（当然，这个他换作她也是一样，不过新苏维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这个体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这里，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虽然水准平平，但是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的确是一个在社会上、经济上，众生都平等的社会，至少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理想之一的实现，也就是拉法吉（Paul Lafargue）所说的“什么都不做的权利”（Rig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么“停滞时期”，却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过的最好时代。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接受于人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二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辈。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共产党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维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于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愈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还，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