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南斯拉夫的拂袖而去，并未影响共产党圈内的其他成员。一直要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苏联集团才逐渐出现政治溃散的现象。等到苏联官方也开始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并于1956年在苏“二十大”上也对斯大林谨慎地试探评判之后，这个现象更为明显。攻击的内容，虽然仅对苏联国内一群极少数的听众发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对外国共产党一律保密——可是苏联政治已告分裂的风声，不久便传到外面。此事在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立即引起了回响。不到几个月，由波兰改革派共产党组成的新领导班子，为莫斯科当局平和接受（也许是中国忠告之故）。匈牙利却爆发了一场革命。改革派纳吉（Imre－Nagy）宣布结束一党统治，这项主张苏联也许可以容忍，因为苏联自己内部对此也意见不一。可是纳吉的动作太过火，竟然同时宣布匈牙利从此中立，退出华沙组织。此举苏联可绝对不能容忍，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被俄国军队大举镇压平息。
苏联集团发生的这场内部大危机，却不曾为西方联盟趁火打劫（只不过趁机大肆宣传而已），证明东西双方关系的稳定，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50和60年代间，除了古巴以外，全球各国均不曾出现过任何足以扰乱这种微妙平衡关系的重大革命变化。
政治层面既被牢牢控制，其与经济之间的发展便也难于分野。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既已清楚表示，对共产主义缺乏热情，政府就不得不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波兰重新解除了农村的集体化政策，虽然此举并不见得提高该国农业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冲向工业化的大浪中获得极大的强化，同时也被政府所默认。说起来，1956年一连串发生在波兹南（Poznan）的事件，就是因工业化运动造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的最后胜利，波兰的政治经济动态，都处在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共产党政权），以及那无法制服的工人阶级的对峙中。一开始并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最终终于组成一般古典式的劳工运动洪流，并与知识分子结为联盟，最后并发展成政治运动，正如马克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惜的是，马克思门徒不禁哀叹，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反而掉过头来倒打社会主义一枪，减轻政府对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贴负担。于是工人便起来罢工，最后往往在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由政府让步打消此意。至于1956年革命被镇压之后的匈牙利，苏联在该国设立的领导阶层，倒具有比较真诚并有效果的改革。首先，卡达尔（Janos Kadar，1912－1989）有系统地将匈牙利政权进行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也有苏联重要人物的默许），并与反对势力讲和。于是在实际上，在苏联许可的限度之内，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了原先1956年的革命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直到80年代，匈牙利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就完全两样。自从50年代初期凶残的清算风暴结束之后，人民变得政治冷淡，不过却小心翼翼，开始试着解除斯大林套上的箍咒。进入60年代下半时期，这一发展如雪球般加速扩大（包括共产党内的斯洛伐克人），为党内提供了潜在的反对力量。1968年党内发生政变，当选党的书记的是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因此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即经济改革刻不容缓的重大压力，以及如何在苏维埃式的体系里，注入一点理性和弹性，在60年代也成为难以抗拒的洪流。我们在以下将会看见，这种感觉，此时普遍感染了整个共产党集团。经济上解除中央极权，这项要求本身虽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与知识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的呼声相结合，就立刻变得极具爆炸性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这项要求的呼声尤其强烈，一方面固然由于斯大林作风在捷克实行得特别残酷且长久，再一方面也因为眼前政权的真相，与自己心中依然保存的理想差距太大，令许多共产党员感到心惊不已（这种感受尤以党内知识分子为强烈。当初纳粹统治前后，共产党的确拥有过民众的真心拥戴）。正如许多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地区，共产党曾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核心，吸引过多少年轻的理想分子，他们的奉献承诺，在那时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保证。希望的明灯，加上可能面对的苦难与死亡，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像笔者一位友人，于1941年在布拉格参加共产党时的心情一般），难道还会有其他什么期望吗？
一如常态，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上层——即来自党内，其实看看各共产党国家的结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在政治文化动荡骚乱的先导之下，与当时全球性学生运动同时爆发（见第十章）。这一场全球学生运动，属于极少数能够跨越地理阻隔及社会阶级鸿沟的事件。于是从加州、墨西哥，到波兰、南斯拉夫，各地同时发动了多场社会运动，多数以学生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行动纲领”，本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