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往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在外出户与留居户复杂的作业整合之下，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移转向非农业性质（Smiter 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为出色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工，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低中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不为官方数字所记录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究竟如何成形，以及转变的自我意识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可供效力。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级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寂沉，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除此之外，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百般纷乱，到60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渺。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转动变化，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能，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那里。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共产党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rofimov／Dia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拥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造成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方化精英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