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技巧地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生产总额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戋戋之数，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哩）。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以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级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组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生产总额。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及企业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
上述这一类国家，极不成比例，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如索马里——变成了军队的国家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性高潮。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工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内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Population，1984，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数，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艰苦的70和80年代里，各地天灾人祸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人类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治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行了闭门拒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