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经济体系，而浪掷了自己累积的两亿美元家底（来自高涨的可可价格及战时收益。这个数字，甚至比独立印度的英镑库存还高）。恩克鲁玛一手倡导的“泛非联盟”，更是野心勃勃的高调。结果雄心不果，一败涂地。而60年代可可价格大幅滑落，雪上加霜。到1972年，加纳的鸿图完全失败，这个小小国度内的工业，仅能靠各种保护手法如高关税、价格管制，及进口执照而苟存。黑市经济盛行，贪污腐败泛滥，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该国长存成为无法根除的祸害。四分之三的工资所得者，都在公家单位就业，自给生存所依赖的基本农业却完全受到忽略（许多非洲国家亦然）。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为第三世界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推翻，这个国家随之继续朝幻灭路上走去，途中但见此起彼落，家常便饭的军人上台下台，偶或有文人政府昙花一现地点缀其间。
这些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诸非洲新国的记录虽然不堪回首，但若论及其他地区的前殖民地及依赖性国家，其发展成就却不容忽视。这些地区和国家，选择了一条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发展之路，因此由70年代以来，国际人士间便开始有了所谓新兴工业国家（Nerializing Countries，NIC）的流行用语，而除了香港之外，这些新工业国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国家领导的经济政策之上。但凡对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国情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政府插手的结果，往往是极端的官僚化，无比的腐败及浪费——可是在此同时，几十年来也为巴墨两国创造了7％的年增长率。总而言之，尽管官僚腐败，两国却如愿地转型成功，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事实上，有一度巴西甚至高居非共产党世界中的第八大工业经济国家。此外，巴墨两国人口众多，足以提供广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发展国内工业取代进口的政策，在此可以发挥作用，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巴西的国营事业，一度曾经经手该国国内生产总额的近半数，全国最大的20家公司里，国营单位即占19家。而墨西哥的国营事业人员，更为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公家单位的薪资账册总额，占了全国总工资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 pp．84-85）。至于远东地区的国家，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程度则较轻，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许可的私人企业集团运作，但是信用和投资的控制则操纵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虽然不同，其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则如一。50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说一律吹着计划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风，在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里面，此风甚至一直吹进了90年代。至于风行之下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成败则要看个别状况及人为错误而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