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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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指向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动因——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 p．153）。60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总而言之就是摇滚者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文化异议边缘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现象，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向下他们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抹煞（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各地激进极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国是由年迈的毛泽东领军之外（见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龄的群体带队。当时覆盖全世界的学生运动浪潮，更是如此，即使连学生运动引发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间法意两国的工潮也往往由青年工人发起。也只有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实际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才会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工潮和意大利次年“炎热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号：“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单独成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Dean）开其端。其后成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摇滚乐坛，更找到标准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滚石乐团的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鲍勃·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广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牺牲者。他们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浓烈的象征气息，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拥有永恒的意味。演员这份行业，也许可以从事一生；可是作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却注定只能发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员虽然一直在变——通常一个人能够跨身所谓学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极短的时间——但是后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终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自觉到本身是促进社会作用的一个因子，这种青年自我意识增长的现象，也日益为社会所觉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遗余力，大肆欢迎。至于老一辈人，虽不情愿，也只有勉力接纳。市面上充斥着针对青少年的产品，为凡是不愿意在“儿童”与“成人”之间选择其一者，开辟了另一个广大的空间。到60年代中期，甚至连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创建的英国童子军组织（Engliss，也不得不把组织名称的男童部分去掉，作为向时代气氛低头的表示。还将制服中原有的宽边圆帽，换成强制意味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法式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实社会中分出年龄层团体，此事并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资产阶级式的文明中，社会也一直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性功能的发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智能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继续成长，对于成人生活也毫无实际接触与经验。现在则由于青春发育期提前开始，身高体型也提早达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 1990），这一群人的年龄日益降低，但是并不能改变社会一向便有他们存在的事实。唯一造成的改变，在于青少年与父母师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升高，因为后者依然坚持将他们当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却觉得已经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的氛围，往往预期其青年男子会度过一段喧嚣狂乱的成长期，在这段“年轻放荡”的日子过去之后，必将“安定”下来。新时代兴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却在三方面与以往的看法大异其趣。

    首先，所谓“少年十五二十时”，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郎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在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只有运动界及某些演艺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