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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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毛泽东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至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