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俄。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改变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去。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如比利时和西德，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 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元帅戴高乐（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纷纷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治场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对他们是如此地话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西德、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进入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大宗；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组成公家机构里的最大一支。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atistical ory 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正宗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一片宁静祥和。说的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则轮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叫人激动兴奋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然而，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年代，该如何控制工资？更概括地来看，需求如此活络，市面如此繁荣，如何控制物价也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驾驭通货这匹难驯的野马，或至少将之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黄金年代的存在，也靠美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国主控的角色——虽然有时并无意义——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及保证人。
60年代时，黄金气象的各个环节都开始露出疲态。美国霸权的地位衰退，以黄金美元为基准的世界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一些国家里，劳动生产力开始减缓，而以前推动着工业大景气的内部移民——这个提供劳动力来源的贮水槽——更有干涸见底的迹象。20年时光流转，新一代已经长成，对这些成年男女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悲惨经验——大量失业、没有安全感、稳定不变甚或直线下落的物价——都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而非他们切身经历。这群人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根据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实际经验及感受，即全面的就业，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Friedman，1968，p．11）。60年代，全球爆发起一阵工资猛涨的狂风，不论引发这股风暴的原因为何——劳工短缺、雇主努力压住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如法意两国的例子：学生反抗的大浪潮——关键所在，是这一代已经习惯于不愁没有工作的工人们突然发现：长久以来，虽有工会为他们定期谈判谋得固定的加薪，但是实际的上涨幅度，却远比他们自己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