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工业；而欧洲各国，则向20世纪的美国学步，仿效其石油和内燃机的新兴工业。高级研究鼓励的科技生产，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后的危机年头开始，才对民间工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1973年后，几项在信息科技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发展开始纷纷出现，在此同时，科技在其他未知领域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各项主要新发明之中，立刻在战后发挥其改变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学制药。它对第三世界人口的影响，可说是立即性的（见第十二章）；它对人类文化的冲击，虽然没有这么迅速，在当时却也指日可见——60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现才成为可能。抗生素的发明，使得杂交、乱交性关系的危险度大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轻松可治；其二从60年代开始，避孕药到处供应，唾手可得（但是杂交的危险性，在80年代又随着艾滋病重回人间）。
总而言之，创新性的高科技发明，迅即成为经济大规模景气当中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虽然不具决定性因素的力量，整体而言，我们却不可将它由黄金年代成因的解释理由中排除。
战后的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引克罗斯兰（Crosland）之语：“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所谓老店新貌，正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言，是一个旧系统的“新”版本。黄金年代的种种面貌，绝非只是由两次大战之间的错误中幡然回头，重归旧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维持住“高比例的就业率，……并享有高层次的经济增长”而已（o Serfdom），对任何有悖这项法则的手段大加挞伐。即使在经济恐慌大萧条的深谷之中，他们也坚守着市场理论最纯粹的原则。而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搀和，世界愈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事实上是经过一批人的深思熟虑才实现的，尤其要靠大战最后几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恶劣经验，尤其是经济大恐慌时期残留的恐怖回忆，其创痛巨深，没有一个人梦想着立即重返空袭警报响起之前的战前岁月。这种心态，和上一次大战之后政界人物急欲恢复当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着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蓝图规划大笔的政坛学界“诸公”（当时女性还不被容许踏入公共事业的门槛），都曾身历大萧条的低谷，如凯恩斯。自1914年之前开始，他们便已在公共事业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说单靠30年代经济低潮的惨痛记忆，还不足以磨砺他们亟亟改革资本主义的欲望；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政治生死斗——这场与大萧条之子纳粹德国的殊死战——其致命之处，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更何况眼前还面对着共产主义及苏联势力的西进浪潮，高大的浪头，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资本主义，意欲吞噬这满地的残骸。
对这批决策人士而言，当时一共有四项事情非常明显。第一，两战之间的灾难动乱，绝对不可以让它再临人间。而动乱灾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溃，方使得世界分崩离析，落入奉行独裁的国家经济或帝国之手。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确曾有过稳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则在英国经济的霸权——或至少由其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货币系统（即英镑）所维系。但是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及英镑均不复强大，再也不能挑起稳定世界经济的重担；这副担子，如今只剩下美国及美元可以承接了（这个结论自然使得美国人大为兴奋，其他国家人士则不尽然）。第三，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毫无约束地任意发展所致。因此，当今之计必须经由公共计划和经济管理的帮助，或借此从市场内部的架构着手，方可加强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第四，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着眼，绝不可再容许大量失业现象出现。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决策者，他们对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的重建自然毫无置喙之地；然而对于旧有市场制度自由主义的扬弃，众人却深有同感。本来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政策，从法国直到日本，在许多国家都非新鲜事——某些工业甚至根本属于国有或国营，早是众人相当熟悉的安排，1945年后，也在西方国家更加普遍。国营的趋势完全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议无关，不过战时种种地下抗敌的政治活动，自然有为这股风气造势之功，使其在战后一时甚为风行——1946-1947年间法国和意大利通过的新宪法，即为一例。反之，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15年后的挪威，不论在绝对数字和比例上，国营企业的规模却都比西德为小，而后者自然绝非再是一个向往专制主义的国家。
至于战后在欧洲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党派，以及各种工会势力，更在这股新兴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潮流中如鱼得水——因为就实质意义而言，它们并无自己的经济主张。只有共产党人例外，而他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