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团一般，再度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见第四章）不但拥有扎实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相当长久的时间（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序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原始参加国有6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如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一般，已经又有另外6国加入（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心事之深重，竟愿放弃歧异，组织统一阵线以壮大。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心事重重。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读者诸君可别忘记，二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
但是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幸好1946-1947年间的西欧形势太紧张，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仔细斟酌。它决定当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复兴欧洲，不久对日本经济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一个大规模帮助欧洲重整旗鼓的马歇尔计划（Marseel Community，1950），进一步扩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或一般所称的“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CommonMarket，1957），最后简化为“欧共体”，1993年起，则改名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历来的总部均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可是其核心却建立于法德两国的合作。欧洲组织，其实是针对美方构想另起炉灶的欧洲统一方案，然而冷战时期结束，原先为欧洲组织及法德合作所依赖的基础便也随之消失。1990年两德统一，欧洲势力顿然失衡，但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困难重重，却也是事先不曾预料的。种种演变，欧洲统一的前途愈发难卜。
但是回首前尘，美国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实行对欧洲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的细节，不过它的国力毕竟强大，不容各国在国际政治上不与它同步。欧洲联合对苏是美方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只有过那么一次，它们打算自作主张独立行事，也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对埃及，可是此战最后也在美方压力之下流产。压在美国气焰之下的盟友或保护国，最了不起的伎俩也只有消极抵制，既离不开美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又同时拒绝充分合作（法国戴高乐正是此中高手）。
但是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的势力，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太上皇的角色，可是美方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见第九章）。原本在1947年物稀为贵的美元，多年下来却像激流急湍般迅速流出美国。再加上美国自己，外则在全球各地用兵（主要的例子当推1965年后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内则雄心勃勃，大肆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此内外开支浩繁，却偏好用赤字预算方式贴补，于是美元向外逆流之势愈发不可收拾，尤以1960年的情况最为恶劣，于是美国用以推动并保证战后世界经济的基石美元，日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