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待“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方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东德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作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俄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口号的精神。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弗莱明（Lan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carre）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单位供职——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逐日式微的英国佬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单位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难免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不得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接收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方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出走，是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这一点，中共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落地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取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却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 （1953，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按那致命的按钮，反而愈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其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虚，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