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若想空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造成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的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不但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实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我们如何策划种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身为法西斯的反对者，我们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或不决）——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政客们对选举的计较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失血地步，国力之弱小，可能比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共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止住德军的攻击（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到1933年，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战略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在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理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英法两国都深知本身的国力太弱，实不足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现状，以期配合自己的需要。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现实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原则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换，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人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倾家荡产，大英帝国必也解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主义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可言。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国家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除此一途，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纳粹德国的意图是由意识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能；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主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