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共产党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强的选票。相反地，二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了热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最热烈相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为其信仰追求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然而，大萧条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它也只是自由主义败溃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因为同样的状况——组织性工人拒绝接受萧条造成的裁员，在德国导致国会政府垮台，最终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国，却只不过使国家由工党政府一个大急转，倒向了一个（保守派）“国家主义政府”而已。可是这项转变，却依然在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一个稳定到简直难以动摇的国会体制里面运作。可见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为适应萧条而生的政治情况，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同样地，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局，也走上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归根结底，自由式的政治是有其弱点存在。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仪式的民主政体，根本上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在于公认的合法地位。民主虽然建立在这项公认的基础之上，民主自己却无法制造这项公认。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稳固的民主国家里面，经常性投票行为的本身已经授予其选民——甚至包括势力很小的团体在内——一种“选举就是予以当选政府合法化地位过程”的意识。可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很少有几个民主政体根深蒂固，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美法两国以外，世界上根本还找不出几个民主国家（见《帝国的年代》第四章）。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至少有十个国家不是方才成立，就是刚重新建立。因此对居民来说，这些政权都没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于稳定的民主政权，更如凤毛鳞角。总之，大灾难的年代里，各国的政治状况通常都危机四伏。
民主政治的第二项重要条件，在于各种成分的选民（ter），住有两群势不两立的居民。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62个政治党派，代表着62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然无法为民主政治提供任何基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索马里所能寄望者，就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内战。除非其中一支竞争力量出奇强大，或有外来势力，建立起（非民主的）支配地位，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定”。三大古老帝国（奥匈、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覆灭，使得三个原本统治着多元种族，政府立场超然的超级大国从此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更多的多元小国，每一个国家，都至少与国界以外的某一个——最多甚至有二到三个——种族的社群认同。
民主政治的第三项重要条件，在于民主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国会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却在于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设计本意，是为煞车制动之用，结果却担上了引擎发动的担子。革命时代以来，主权性的议会逐渐增多，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参政权却逐渐普遍。可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假定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行动不属政府管辖的范围，却在自我规律的经济社会，在非官方性质私有的结社团体之中（市民社会）。单靠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管理政府当然不易，民主派规避这项困难的妙方有二：一是对政府，甚至对国会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实就是行政当局——如何怪诞不经，依然确保其独门生意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见，一群管你上台下台，始终独立存在，经由指派任命的公务人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府不可或缺的经营工具。所谓国会多数的意见，只有在重大并具有争议性的行政政策面临决定之际，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国会里组织维系适当的支持力量，因为除了美洲各国之外，当时国会式政权的领袖，通常都非经直接选出。至于那些实行限制性选举权的国家（即只有少数富贵名人，或特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