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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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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4(2 / 3)
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亲卫队(SS)的精神标语(‘MeineE treue’最贴切的翻译,恐怕就是“荣誉,即盲目的服从”)。当时的日本社会阶级制度谨严分明,个人则全然奉献于国家和天皇,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绝对的排斥。瓦格纳歌剧里蛮族世界的众神,神圣纯洁的中古骑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风光,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volkisch)的梦幻,种种神话传说,日本人心领神会,接纳吸收毫无困难。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揉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们自家的“精神粮食”已经够用,不需要法西斯再来锦上添花。不过,却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东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点,大力鼓吹日本加强与欧洲法西斯的认同。这些人士包括日本驻欧洲法西斯国家的驻外人员。但主张最卖力者,则是专门暗杀政坛人物的超国家主义恐怖团体,谁若被它们认为爱国不力,势必难逃毒手。此外,尚有声名狼藉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但是,欧洲法西斯运动风潮涵义重大,并非区区东方式封建思想外带帝国式国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兴起于民主的时代,属于黎民百姓出头的世纪。单单就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的德国事物,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近,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攘,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再论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国家。尤其在二战初期,一时之间,轴心势力似乎胜券在握,那阵纷纷来投奔法西斯的诸国,思想意识的认同,更不是它们主要的动机。虽然在表面上,如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等奉行国家主义的小国,由于其一线生存完全靠德国,因此毫不踌躇地便大肆脸上贴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亲卫军还要纳粹。此外,两次大战之中,争取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以柏林为基地的印度国家主义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国谋求合作,我们若因此便将它们当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错特错。因为它们的动机乃是建立在“敌人之敌,便是吾友”负负得正的原则之上。事实上,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首领芮恩(Frank Ryan),就曾经与德方有过合作协议。可是芮恩其人,却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对者。反对之强烈,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Brigade),大战佛朗哥,最后被佛朗哥军俘获送交德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看过欧亚非三洲之后,还剩下另一大洲。在这片大陆之上,不可否认的,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确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那就是美洲大陆。

    在北美地区,欧洲风云激起的反响,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内。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带着故国旧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陆,比方迁自北欧及犹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亲社会主义的气质。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忘故国之恩,对别去的母国多少留有几分依恋,因此在德国情愫影响之下——意大利也包括在内,不过程度淡得多——美国的孤立主义自有来由。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证明显示大量的美国人转为法西斯派。德国国民军部队的那一套行头、迷彩军装、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礼的形象,与北美本地的右派组织及种族歧视活动(最著名的有美国三K党),可并不是一家人。当时美国境内,反犹太的情绪自然极为强烈,不过此时反犹太的右派化身——如库格林神父(Coughlin)从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广播讲道节目即是一例——其灵感来源,其实跟欧洲天主教右派统合主义的比较接近。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10年之间,这一类民粹派煽动的行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数夺得路易斯安那州长席位,以独裁手法治理该州的朗格(huey Long)。美国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义为要求,大大赢得贫苦民众的欢心。至于小资产阶级之徒,以及天生直觉就具有反革命自卫本能的富贵人家,自然对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风潮,不论左右,都不属种族主义。因为不管哪一种派系的运动,只要呼喊着“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号,怎么也不可能与法西斯传统沾亲带故。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a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Domingo Pero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如1